皇帝的意思传至內阁与大都督府，朝野上下，无人有异议，更无人敢有异议。
    在一位胸怀开拓寰宇之志、又牢牢执掌绝对力量的帝王手中，大明的体制就决定了皇权的至高无上——一言九鼎，无人能掣肘，更无人敢掣肘。
    为何中国歷史上，凡以文臣集团为主导的朝代，皆偏向守成，对对外战爭避之唯恐不及？
    宋朝自不必说，往前数，魏晋南北朝、隋唐以降，只要文官集团把持朝堂中枢，提及开战便一片譁然反对，寧可输送岁幣、屈辱求和、闭关自守，也不愿轻易动刀兵。
    是文人天生懦弱吗？
    不，其实是文人变了。
    汉唐盛世，文人多出身世家豪强。他们不单单是读书人，更是世家子弟，他们有自己的部曲，有自己的庄园，有世代相传的武学传统。
    诸葛亮躬耕南阳，看似隱逸，一出山便能统帅三军，六出祁山，打得司马懿龟缩不出、不敢应战；
    周瑜更不用说，羽扇纶巾，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，是儒者，更是运筹帷幄的三军主帅。
    陆逊火烧连营、杜预平定东吴、谢玄淝水破敌……哪一个不是既能吟诗作赋、论道经邦，又能披甲持兵、纵横沙场？
    那时候的文人崇尚的是“修齐治平”，是“內圣外王”，但从不轻视武功。
    他们读书明礼，亦习武强身；他们坐而论道，亦臥而论兵。
    佩剑更是標配，李白自谓“十五好剑术，击剑为任侠”，腰间长剑隨他仗剑天涯；杜甫亦有“射飞曾纵鞚，引臂落鶖鶬”之勇，弯弓射禽不在话下，都是真能动手的。
    那时候的文人佩剑，可不只是风雅，更是一种守护的担当。
    他们心中有强烈的民族大义，有“犯我强汉者，虽远必诛”的豪情，对他们来说，文武不是对立的，而是相辅相成的。
    而真正让天下风骨、文人精神彻底转向的，是五代十国那段漫长而黑暗的大乱世。
    百年战火，礼崩乐坏，纲纪荡然无存。
    君不君、臣不臣、將不將、兵不兵，“置君犹易吏，变国若传舍”成了常態。
    短短五十三年间，中原更迭五朝、八姓十四帝，皇位如走马灯般轮换。
    那些骄兵悍將，今日可拥立你为帝，明日便可举刀弒主，毫无忠诚可言。
    文人在这乱世之中，更是命如草芥。
    “寧为百夫长，胜作一书生”，昔日高门子弟、饱学之士，今日或被屠戮於市井，或流落为奴为婢，尊严扫地。
    《旧五代史》里记著一句话：“安朝廷，定祸乱，直须长枪大剑，至如毛锥子，焉足用哉！”
    毛锥子，便是毛笔，便是文人，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文人有什么用？连自保都做不到。
    冯道歷仕四朝十帝，不是他不要脸，是那个时代，要脸的人都死了。
    也正是这场持续百年的浩劫，让后来的儒家思想，开始变得偏激，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：
    既然武人乱国、不可信任，那就彻底压制武人；
    既然兵戈四起、天下糜烂，那就全力推崇文治，杜绝军功。
    这种被恐惧催生出来的偏执，逐渐渗透到文人的骨子里，成为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潜意识。
    他们见过武人乱国的恐怖，见过天下糜烂的绝望，所以在重新掌握话语权之后，才会不遗余力地压制武將、防范武將、削弱武將。
    他们寧可天下孱弱、疆域萎缩，也绝不愿再看到武人坐大、战火重燃的局面。
    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，文人的思想慢慢变了，儒家的理念也慢慢变了。
    由汉唐的“刚健有为”，渐转为宋明的“內敛守成”；
    由“兼济天下”的豪情，退化为“独善其身”的谨慎；
    由“华夷之辨”的凛然，弱化为“息事寧人”的妥协。
    到了宋代，文人的形象已经成了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顏如玉”的书生。
    他们皓首穷经，他们吟风弄月，但他们不识五穀，不知兵事。
    苏东坡那样能写“大江东去”的人，已经是凤毛麟角；大多数文人，连马都骑不稳，更別说上阵杀敌。
    他们对战爭的理解，来自兵书，来自史书，来自想像，然后用这些想像去指挥战爭，结果可想而知。
    宋代“將从中御”的荒诞制度，便是如此：
    皇帝和文臣们躲在汴梁城里，用阵图和文书指挥千里之外的军队，外行指导內行，不败才怪。
    而文臣集团发自本能地厌恶战爭，其实是最现实的利益考量：
    战事一开，武將必然立功；武將立功，地位必然上升；地位上升，权力必然膨胀；
    武將膨胀的兵权、財权、话语权，必然挤压文臣的生存空间与实际利益，动摇他们文治话语权。
    至於“恢復汉唐旧土”，喊喊口號尚可，真要付诸行动？
    算了，太危险，太费钱，太容易让武人坐大。
    文武之间的隔阂，越来越深，彼此敌视，彼此制衡，再也回不到汉唐那种文武一体的气象。
    文臣视武將为粗鄙，武將怨文臣为掣肘。
    一旦朝中言战，文臣必齐声反对：“兵凶战危，劳民伤財，胜则武將权重，败则国本动摇。”
    是以两宋三百余年，除岳飞等寥寥数人外，罕有主动经略四方之志。即便面对辽、金、蒙元步步紧逼，亦多以岁幣、和议苟安一时，终至亡国。
    这一点，放在大明朝堂，体现得更是淋漓尽致。
    朱元璋起於布衣，身边跟著的是徐达、常遇春、李文忠、冯胜、……这帮从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老兄弟。
    这些以勛贵为主的武將集团，在开国的头几十年里，把文臣们压得喘不过气来。
    那帮骄兵悍將，是朱元璋的老兄弟，除了尊重朱元璋外，又怎么会把其他人放在眼中？
    文臣们只能缩著脖子做人，一句话都不敢多说。
    可朱元璋终究也逃不过帝王私心。
    他为太子朱標迎娶的正妃，是开国第一猛將常遇春之女；
    嫡长孙朱雄英，便是常遇春的亲外孙。
    这一层结姻，用意再明显不过：
    朱元璋要將淮西勛贵这股最强大、最忠诚的武力集团，通过血脉传承，牢牢绑定在太子、皇孙一系，確保大明江山万无一失。
    但这不符合文臣的利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