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8年正月初四。
    杨平安踏上开往京市的火车。
    绿皮车厢里挤得满满当当，过道上都站著人。行李架塞得严严实实，座位底下也塞著麻袋和包袱。
    空气里混著菸草味、煤烟味、还有不知谁带的煮鸡蛋味儿。刚上车那会儿有人挤著找座，现在都安顿下来了，该坐的坐，该站的站，该聊的聊。
    他找到自己的座位，是靠窗的位置。对面坐著三个年轻人，两男一女，穿著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，胳膊上戴著红袖箍，正兴奋地討论著什么。
    “——这次去陕北，听说特別苦。”
    “苦怕什么？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！”说话的男生嗓门挺大，带著点刻意的高昂。
    “我爸妈给我带了一包饼乾，路上吃。”那个女孩声音小些，一边说一边拍了拍挎包。
    杨平安把帆布包放在腿上，靠著椅背，闭上眼睛。
    火车缓缓开动，哐当哐当的声音渐渐规律起来。
    他睁开眼，看向窗外。
    站台上，送行的人群黑压压一片。有人抹眼泪，有人挥手，有人追著火车跑。一个穿花棉袄的小姑娘被母亲抱著，使劲朝车窗挥手，嘴里喊著什么，被火车的轰鸣盖住了。
    他想起早上出门时，五个孩子站在大门口送他的样子。
    五颗小脑袋挤成一排，那三个小的还踮著脚。
    他弯了弯嘴角，收回视线。
    火车驶出县城，窗外的景色变成灰濛濛的田野。偶尔有村庄闪过，土坯房，光禿禿的树，炊烟裊裊。
    对面那三个知青还在討论。
    “你们说，咱们去了能分到什么地方？”
    “我听说是生產队，具体哪个队不知道。”那个嗓门大的男生说。
    “只要能干活就行，我不怕吃苦。”另一个男生话不多，但眼神挺亮。
    杨平安看了他们一眼。
    最大的那个也就十七八，最小的那个女孩看起来不到十五六岁。脸上还带著稚气，眼神里全是憧憬。
    他想起前世看过的那些故事，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。
    但他什么都没说。
    有些路，得自己走才知道。
    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十分钟，又上来一群人。
    车厢更挤了。
    杨平安往窗边靠了靠，给新上来的人腾出点地方。
    一个四十来岁的妇女挤过来，抱著个孩子，在他旁边站定。她四下看了看，目光在杨平安旁边的空当上停了一瞬。
    “同志，这有人吗？”她指著杨平安旁边空著的一小块地方。
    “没有。”
    妇女挤著坐下，把孩子抱在怀里。
    杨平安看了一眼那孩子。
    是个男孩，两岁左右，穿著崭新的灯芯绒棉袄，外面罩著蓝布罩衫，乾乾净净的。脚上穿著一双小皮鞋，擦得鋥亮——这年月，能给这么小的孩子穿皮鞋的，家境肯定差不了。
    孩子软绵绵地睡在女人怀里，小脑袋歪著，嘴唇微微张开，睡得很沉。
    杨平安收回目光，继续看窗外。
    火车又开了。
    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听见旁边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。那妇女从包袱里摸出个馒头，往自己嘴边送。她吃得很慢，一边吃一边四处张望，眼神有些飘。
    怀里的孩子依然没醒。
    杨平安心里微微动了一下。
    这孩子，睡得太沉了。
    从上车到现在，少说也有三四个小时了。他一直睡著，动都没动一下。
    他把目光转向那个妇女。
    四十来岁，皮肤粗糙，但一双眼睛里透著一股精明劲儿。身上穿著件半旧的蓝布褂子，袖口磨得发毛，脚上是双黑布鞋，鞋底沾著泥点子。
    再看那孩子——
    灯芯绒棉袄，小皮鞋，白白净净的小脸。
    不像是一家人。
    杨平安收回视线，继续看窗外。
    但心里，已经种下了怀疑的种子。
    又过了一个小时。
    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，说话的少了，打盹的多了。只车轮碾过铁轨的声音，哐当，哐当，一成不变。
    那妇女抱著的孩子依旧睡得很沉。
    杨平安皱了皱眉。
    上车都这么长时间了，孩子就算睡得再沉，也该醒了。饿了、渴了、尿了，总会有反应。按照正常母亲，孩子这个点都没醒，应该叫起来吃点东西喝点水才对。
    可这孩子，从头到尾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
    他想起前世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新闻——
    人贩子给小孩餵安眠药，让孩子一路昏睡。
    他再次看向那个妇女。
    她正低头看著怀里的孩子，眼神里没有母亲看孩子的那种温柔——没有那种忍不住想摸一摸小脸、掖一掖被角的劲儿。只有一种说不清的焦躁和警惕。
    她时不时抬头，四处张望，好像在等什么人，又好像在躲什么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