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绪十六年五月初三，朝鲜王京汉城，大雨。
    雨水顺著南山斜坡倾泻而下，在贞洞街道两旁的石砌水沟里匯成浊流，裹挟著马粪和落叶，一路向北奔去。
    远处的北汉山隱没在雨幕之中，只剩下模糊的黛青色轮廓。
    袁世凯站在南山官邸的二层轩窗前，手里捏著一封刚从天津送来的密信。
    “……赵太妃之薨，礼部已议定遣使赐祭。朝鲜若敢改易郊迎旧制，断不可允。此非礼仪小事，乃名分所系。各国公使皆在汉城，若失此礼，则数年经营，付诸东流。切切。”
    他將这份李鸿章的手书凑近烛台，看著火舌舔舐纸张，直到最后一角化为灰烬落下。
    窗外雨声如沸，但他听得见隔壁厢房里唐绍仪与刘永庆爭论的声音——唐绍仪主张对朝鲜礼曹的“改路之请”寸步不让，刘永庆则担心逼迫太甚会生变故。
    渐渐的，爭论声停了。
    片刻之后，轻轻的叩门声响起，唐绍仪进来了。
    这个香山出身的年轻人今年不过三十岁，神情里总带著一种读书人少有的精干。
    在美国待了八年，本身骄傲，却偏偏在袁世凯手下学会了官场上的察言观色。
    “慰帅，朝鲜礼曹那边又来人了。”
    唐绍仪站在门槛內，没有迈步进来，“他们咬死不放，说赵太妃丧礼是朝鲜內政，钦使队伍改由马山浦上岸，不过是为了……”
    他顿了顿，似乎在斟酌用词，“为了方便。”
    “方便？”袁世凯转过身来。
    他今年三十二岁，这是他在朝鲜的第八个年头。
    二十二岁时隨吴长庆渡海而来，彼时不过是一个庆军营务处的会办，跟在吴长庆马后跑腿传令。
    如今吴长庆已死六年，他却成了“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”，三品道员，掛著钦差的名头，在这汉城里，朝鲜高宗和他的臣僚们见了他，也得称一声大人。
    他走到唐绍仪面前，
    “他们是想让各国公使看看，大清的钦使跟做贼似的，偷偷摸摸从后门上岸，不敢走汉江，不敢进崇礼门，不敢行郊迎礼。”
    “少川，你说说，这叫方便，还是叫体面？”
    唐绍仪没有回答。他知道袁世凯不需要他的回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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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门外又响起脚步声，这一次进来的是刘永庆。他是袁世凯的表弟，河南项城同乡，很早就跟在袁世凯身边，如今是袁世凯最信任的心腹之一。
    他比唐绍仪年轻两岁，但神情里更多几分世故。
    “朝鲜那边的说法是，如果钦使队伍非要走汉江，非要行郊迎礼，他们就』称病不郊』。”
    刘永庆皱著眉头，“閔妃那边透出来的口风，这次是铁了心要改规矩。”
    袁世凯沉默了片刻，忽然笑了一声。
    “延年，”他叫著刘永庆的字，“你记得甲申那年的事吗？”
    刘永庆一怔，隨即点头：“记得。”
    “那年金玉均、朴泳孝那帮开化党，勾结日本人，占了王宫，杀了大臣，说要独立，要改革。”
    他走到墙边，抬手拨了拨墙上掛著的那柄腰刀。
    “还有，那年，在旧金山资助你们的那位九爷，大破法国舰队，割据安南，成一方诸侯。
    彼时，我亲率清军及朝鲜新军攻入王宫，救出被开化党劫持的朝鲜国王，处决了政变首领洪英植等人。开化党的三日天下就此终结。”
    “那时候我就明白一个道理，”
    他转过身，看著唐绍仪和刘永庆，
    “杀得血流成河，方为人上人。”
    “在这一点上，我远不如那位金山九。”
    “少川，你可曾后悔过，没有像你那些同学一样在他身边大展拳脚？我可是听说有不少人在南洋已经扬名立万。”
    唐绍仪拱了拱手，並不说话。
    袁世凯重新走回窗前，背对著两人，望著窗外的雨。
    “去告诉礼曹的人，就说我说的——郊迎礼，三跪九叩，一样不能少。钦使队伍走汉江，进崇礼门，在敦化门前接詔书。至於他们称不称病，”
    他停顿了一下，“那是他们的事。但病可以称，礼不能不接。不接，就是抗旨。抗旨，就是叛！”
    最后两个字，他说得很轻，却让唐绍仪和刘永庆同时感到脊背一凛。
    唐绍仪张了张嘴，还想说什么，却被刘永庆拉了一下袖子。
    两人对视一眼，躬身退了出去。
    脚步声消失在楼梯口。袁世凯仍然站在窗前，望著雨幕中模糊的王宫轮廓。
    那里头住著的国王，名叫李熙，年纪比他还小几岁。
    他隨吴长庆第一次进景福宫时，那位年轻的国王正被自己的父亲大院君压製得喘不过气来。后来大院君被他带兵押解到天津，国王鬆了一口气，感激涕零。再后来国王娶了閔妃，閔妃掌了权，开始跟日本暗通款曲。再再后来，他杀了开化党，閔妃又感激涕零。
    一群首鼠两端之辈，小国的悲哀。
    “名分。”他轻声重复著李鸿章信中的这个词。
    他明白李鸿章为什么如此看重这场丧礼上的“郊迎礼”。
    那些住在汉城的各国公使们，眼睛都盯著呢。英国人、美国人、俄国人、日本人——他们每天都盼著大清和朝鲜之间出点什么事，好证明那个延续了两百多年的宗藩关係已经名存实亡。
    他更明白自己为什么如此在意这件事。
    他在朝鲜这么多年，从一个跑腿的营务处会办做到三品钦差，靠的是什么？靠的就是让李鸿章相信，有他袁世凯在，朝鲜就翻不了天。如果连一场丧礼的礼仪都压不住，那些在总理衙门和军机处盯著他位子的人，会怎么说？
    他转过身，走到书案前，摊开一张信纸，提起笔，蘸饱墨，开始给李鸿章写回信。
    “中堂大人钧鉴：顷奉手諭，谨悉一切。朝鲜赵太妃丧礼一事，已有成议。据探，閔妃等本欲藉此更张，以图自主之实。然职道已严飭朝鲜礼曹，必须遵照旧制……”
    写到一半，他忽然停下笔。
    窗外的雨声小了些。他抬起头，看见远处的北汉山山顶露出一角青天，阳光穿透云层，照在山脊的松林上，明灭不定。
    刚到朝鲜的时候，这里的一切都那么陌生——听不懂的话，吃不惯的泡菜，见面就跪的官员。那时他想的是，什么时候能熬出个头，回国內谋个实缺，好光宗耀祖。
    如今他却发现，自己已经深陷泥潭，越想证明自己，就越得作为朝廷的体面，能办事的大臣扎在这里。
    不是不想回去，是不能回去。他在朝鲜八年，得罪的人太多了。国內那些言官，早就给他起了各种外號——狂妄、跋扈、擅权。
    如果不是李鸿章压著，那些弹劾的摺子早就把他送进大牢了。
    所以他没有退路。只能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，走到李鸿章满意，走到朝廷放心，走到那些等著看他笑话的人不得不闭嘴。
    他把毛笔搁在砚台上，站起身，又走到墙边，伸手取下那柄腰刀。
    刀出鞘，寒光凛冽。刀身上隱隱有几处暗红色的痕跡，甲申年杀开化党时留下的。
    那年他二十五岁，提刀杀进王宫时，满脑子想的是：若这一仗打输了，他就再也回不了家了。
    如今他三十二岁，不用再亲自提刀上阵了。
    但他知道，有些仗，比提刀杀人更难打。
    官场掌权之路，难於登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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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五月十二日，朝鲜礼曹判书金允植亲自登门，求见袁世凯。
    袁世凯在花厅里接待了他。花厅不大，陈设也简朴——几张太师椅，一张八仙桌，墙上掛著一幅不知哪个书生的山水画。
    但在这汉城里，能进这个花厅的朝鲜官员屈指可数。金允植算是一个。
    金允植今年五十多岁，是朝鲜的老臣，曾多次出使清朝，与李鸿章、张之洞都有过诗文唱和。他学问好，办事也老成，在朝鲜朝野都有声望。袁世凯对他还算客气。
    两人分宾主落座，茶过三巡，金允植开口了。
    “袁大人，下官此来，还是为了郊迎礼一事。”
    他的汉语说得极好，字正腔圆，甚至还带著几分北京口音，“国王陛下的意思，实在是……”
    “实在是”什么，他没有说下去。
    袁世凯端起茶碗，轻轻吹了吹浮在上面的茶叶，没有接话。
    金允植沉默了片刻，换了一个角度：“大人有所不知，如今汉城各国公使都在，日本公使近藤真锄更是日日进宫，与陛下……”
    “与陛下什么？”袁世凯放下茶碗，抬起眼皮看他。
    金允植没有迴避他的目光，但声音低了下去：“与陛下说，朝鲜若事事听命於清国，便算不得独立之国。”
    “独立？”袁世凯忽然笑了一声，“允植兄，你在北京待过，见过总理衙门，见过军机处。你告诉我，什么叫独立？”
    金允植没有回答。
    袁世凯站起身，背著手在花厅里踱了几步，忽然停住脚步，转身看著他。
    “允植兄，我不跟你绕弯子。你回去告诉国王，郊迎礼不是我要爭的，是体制要爭的。礼部已经议定，钦使已经出发，不出半月就要到汉城。如果到时候汉城城门紧闭，朝鲜百官不郊，国王不迎，那会发生什么，你知道吗？”
    金允植抬起头，看著他。
    袁世凯走回座位，重新坐下，端起茶碗喝了一口，语气平淡地说：“到那时候，各国公使会看见，朝鲜国王不接大清皇帝的詔书。这就是抗旨，会有兵祸的。”
    “兵”字一出口，金允植的脸色变了。
    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却只发出一声嘆息。
    袁世凯放下茶碗，语气缓和了些：“允植兄，你我相交多年，我不愿意走到那一步。你也不愿意，对不对？”
    金允植沉默良久，终於点了点头。
    “那就好。”袁世凯站起身，走到金允植面前，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“回去告诉国王，郊迎礼照旧，三跪九叩照旧。至於日本公使那边说什么，那是他的事。朝鲜的事，还轮不到日本人说了算。”
    金允植站起身，向袁世凯深深一揖，转身离去。
    他走到门口时，忽然停住脚步，回过头来，欲言又止。
    袁世凯看著他，没有催促。
    金允植终於开口：“袁大人，下官斗胆问一句——大人如此坚持，为的是大清，还是为自己？”
    花厅里静了片刻。
    袁世凯看著他，忽然笑了。
    “允植兄，”他说，“大清的事，不就是我的事吗？”
    金允植凝视他片刻，再次深深一揖，转身离去。
    袁世凯站在花厅门口，望著他的背影消失在院门外。
    身后传来脚步声，是唐绍仪。
    “慰帅，”唐绍仪走到他身边，压低声音说，“金允植这一去，只怕閔妃那边不会善罢甘休。”
    袁世凯没有回头：“我知道。”
    “那……”
    “少川，”袁世凯忽然打断他，“你去准备一下，明天我要见一个人。”
    唐绍仪一怔：“谁？”
    袁世凯转过头，看著他，一字一顿：“美国公使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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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二天下午，袁世凯在南山官邸会见了美国驻朝公使赫伯特。
    赫伯特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，留著一部修剪整齐的络腮鬍子，说话时总带著一种商人式的精明。他在朝鲜待了三年，跟袁世凯打过不少交道。
    他知道眼前这个中国官员不好对付，但也没有料到对方会主动约见自己。
    “袁大人，”赫伯特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，用还算流利的汉语说，“您今天约我来，是为了赵太妃丧礼的事？”
    袁世凯笑了笑，没有直接回答，反而问道：“赫伯特先生，您在朝鲜待了三年，您觉得，朝鲜是个什么样的国家？”
    赫伯特愣了一下，隨即笑道：“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。”
    “那就换个问题。”袁世凯拿起桌上的茶壶，替赫伯特续了茶，“您觉得，朝鲜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国家？”
    赫伯特看著他，没有接话。
    袁世凯放下茶壶，语气依旧平和：“您是美国人，讲的是生意。那咱们就谈生意。朝鲜这几年，想跟各国通商，想学西洋的玩意儿，想自主，对不对？”
    赫伯特点了点头。
    “可是，”袁世凯话锋一转，“朝鲜要通商，要学东西，要自主，得先有个安稳的局面对不对？如果今天日本兵进来，明天俄国船靠岸，后天大清也不得不派兵——三天两头打仗，这生意还怎么做？”
    赫伯特沉吟不语。
    袁世凯向前探了探身子，压低声音说：“赫伯特先生，我可以告诉你一句实话——大清不希望朝鲜乱。朝鲜乱了，对谁都没好处。日本想趁乱占便宜，俄国也想，你们美国呢？你们要的是通商，不是打仗。对不对？”
    赫伯特点了点头，神色里多了几分认真。
    “所以，”袁世凯靠回椅背，语气重新变得平和，“郊迎礼这件事，看起来是小事，其实是大事。您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在通商这件事上，不止是那位，我也能在权责之內，留一些方便。”
    赫伯特沉默了片刻，忽然笑了。
    “袁大人，”他说，“我明白您的意思了。”
    他站起身，向袁世凯伸出手。
    袁世凯也站起身，握住他的手。
    “赫伯特先生，”他说，“改天有空，再来喝茶。”
    五月二十日，清朝钦使抵达汉城。
    那天天气晴好，汉江上波光粼粼，两岸杨柳依依。朝鲜百官在汉江码头跪迎，国王李熙率群臣在崇礼门外行郊迎礼，三跪九叩，一切如仪。
    袁世凯站在百官队列之中，看著钦使捧著詔书，在鼓乐声中缓缓走进崇礼门。他的脸上没有表情，只是微微眯著眼睛，似乎在数著什么。
    人群里，他看见朝鲜礼曹判书金允植的神情复杂，看见閔妃的兄长閔泳翊眼中一闪而过的怨愤，也看见远处山坡上几个西洋人模样的身影——那应该是各国公使的隨员，站在那里远远地看。
    “慰帅，”身后传来刘永庆的低语，“日本公使那边……据说昨天气得摔了杯子。”
    袁世凯没有回头，只是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
    “还有，”刘永庆压低声音说，“北洋那边来了信，说是……”
    “晚上再说。”袁世凯打断他。
    刘永庆应了一声，不再说话。
    仪式还在继续。阳光照在崇礼门的城楼上，照在那些穿著各色官服的朝鲜官员身上，照在钦使队伍的旗帜和伞盖之上。
    十年了......
    项城？那是他出生的地方，但已经十几年没回去过了。
    天津？那是他第一次领兵的地方，但他在那里待的时间加起来也不到一年。
    北京？那是他述职的地方，每次都是匆匆来去，连胡同都认不全。
    只有汉城，他住了八年。这里的每一条街道，每一座城门，每一处王宫，他都走过无数次。他知道哪条巷子里的酱汤最好喝，哪个官员家里藏著什么心事，哪家商號跟日本人有往来。
    他在这里从一个跑腿的会办变成了“袁大人”，变成了事实上的监国。在这里从一介布衣变成了三品道员。在这里学会了官场的进退、权谋的运用、说话的轻重。
    可这里终究不是他的地方。
    他忽然想起昨天夜里，他一个人站在窗前，望著北汉山的剪影，心里冒出一个念头：
    什么时候，才能有一个真正属於自己的地方？
    不是替別人看著的地方，而是自己说了算的地方。
    像那个传闻中霸道无边的金山九一样？安南的阮朝皇帝在此人手中隨意拿捏，好不风光，更是被南洋过来的商人吹得天上地下绝无仅有。
    而自己呢？还仰人鼻息，对著这个大清战战兢兢。
    有军就有权，有权就有钱….
    他摇了摇头，把这个念头压下去。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。
    仪式结束了。钦使被迎进景福宫，朝鲜百官鱼贯而隨。袁世凯抬起头，看了看天色。日头已经偏西，再过两个时辰，天就要黑了。
    “走吧。”他说。
    他翻身上马，带著刘永庆、唐绍仪等人，缓缓向南山官邸行去。
    路过贞洞时，他看见街角站著几个人，穿著西服，戴著高帽，正在朝这边张望。那是日本公使馆的人。
    他勒住马，朝那边看了一眼。
    那几个人也看著他。
    片刻之后，他轻轻一夹马腹，继续前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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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六月初。
    赵太妃的丧礼尘埃落定，清军列队示威的硝烟早已散尽，各国公使的目光也暂时从这偏隅小国收回。
    袁世凯站在南山官邸的庭院里，吩咐下去：“请他们几个过来，便饭，別惊动人。”
    人来得很齐。
    刘永庆先到、唐绍仪隨后，吴长纯穿著便服，腰杆挺得笔直，坐下时膝盖不自觉地併拢，还是当年在军营里的规矩。
    吴凤岭最后一个进门，侧著身子，习惯性地站在靠门的位置，他从小在袁家长大，当差听唤留下的根。
    袁世凯抬了抬下巴：“凤岭，坐进来。这儿不是籤押房。”
    酒是绍兴酒，菜是简单的几样滷味和朝鲜泡菜。
    袁世凯先举杯，敬了大家一杯，算是为这段日子的劳累道乏。
    几杯酒落肚，气氛松泛了些。刘永庆放下筷子，笑著说：“慰帅，这次赵太妃的事，办得真叫漂亮。您是没瞧见日本公使大鸟那天的脸色，跟吞了只活苍蝇似的。咱们那队兵往王宫门口一站，枪栓一拉，什么规矩不规矩，全给镇住了。”
    唐绍仪却微微摇头，接口道：“延年兄，话不能这么说。镇得住一时，镇不住一世。这次是丧礼，是礼节，咱们占著』天朝上邦』的名分，日本人和各国公使才捏著鼻子认了。
    若是换个由头，只怕没那么容易。西洋人讲的是条约，是实力，不是虚名。”
    吴长纯闷声说：“少川说得在理。可咱们在朝鲜，靠的就是这点虚名。没这点名分和大帅的兵撑著，朝鲜人早翻脸了。”
    袁世凯一直没吭声，听著他们爭论。他手里转著酒杯，看著酒液在杯壁上掛痕，忽然开口，
    “咱们这么苦撑著，替大清朝守著这个难看的体面，究竟是给谁看的？”
    几个人面面相覷，没接话。
    “北京那些王爷、军机大臣啊……”
    袁世凯低著头，声音低沉，“给他们看看，咱们这些不是科举正途出身的人，也能办成他们办不成的事。”
    他转过身，走回桌边，重新坐下，拿起酒壶给自己斟酒。
    “咱们不是科举出身，不是世家子弟，在那些老爷们眼里，咱们是土包子，是泥腿子，是只能干活、不能说话的家奴。”
    刘永庆的脸色变了变，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
    袁世凯端起酒杯，喝了一口。
    “少川说西洋人讲实力，这话对。可实力是什么？是你有多少兵，多少炮，多少银子？是，也不是。”
    他放下酒杯，声音忽然放得很慢。
    “实力，是有人愿意跟著你干。是你倒了，他们没饭吃。是他们倒了，你给他们兜底。”
    “南洋的百姓为什么支持那个金山九，不就是这个道理？”
    几个人互相对视一眼，近来他提及此人越来越多。
    袁世凯没有看他们，眼睛盯著杯子里剩下的那点酒，似乎是在自言自语。
    “我这些年，没別的想头，就想著一件事——咱们这些人，能不能有一条自己的路走？不靠祖宗荫庇，不靠科举正途，不靠溜须拍马，就靠真刀真枪干出来的本事，在这世道上，堂堂正正地站住了。”
    “別人能在南洋做成的事，咱们为何不能？”
    他抬起头，看著他们。
    “中堂大人……太过於求稳。”
    袁世凯重复了一遍求稳这两个字，像是咀嚼著什么苦涩的东西。
    “我给他上了两道策。上策，趁著朝鲜內乱未平、日本还不敢撕破脸、列强还没来得及把手伸进来，咱们索性把朝鲜收了，设为行省。这事要办，就得快，就得狠，就得让所有人都来不及反应。”
    他说著，站起身，走到墙上掛的地图前，用手指点了点朝鲜半岛的位置。
    “这儿，离山东最近的地方，海路不过一夜。元朝设过征东行省，明朝设过铁岭卫，咱们大清为什么就不能设个行省？不管朝鲜认不认，先带兵强行把朝鲜收了，日本还想西进？除非明著打，否则是做梦。”
    唐绍仪听著，点了点头：“慰帅这话，我在美国时也想过。列强爭的地方，往往是谁先站稳了，谁就占了先手。”
    “可中堂不听。”
    袁世凯转过身，走回书案边，“他嫌我这策太急，怕惹出大乱子。那我就给他个不急的——下策。”
    他重新坐下，把桌上的茶盏往旁边一推，
    “朝鲜这地方，咱们守不住，日本也吞不下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俄国，有英国，有美国，有德国，有法国。谁想独吞，別人就一块儿上。那好，咱们乾脆把门全打开，约上英美德法俄日意，七国一块儿保朝鲜。”
    唐绍仪眼睛一亮，忍不住接口道：“像兰芳一样。”
    “对。”袁世凯抬起头看著他，“少川，你应当更清楚。兰芳没有朝鲜这里复杂，但是朝鲜，需要这些虎视眈眈的七国一块儿，谁也不敢动手，谁动手就是打七个。
    朝鲜稳了，日本被拴住了，咱们腾出手来办自己的事。”
    他顿了顿，忽然放低了声音：“这才是我的本意。”
    唐绍仪愣了一愣，似乎没听明白。
    袁世凯却没有再解释。
    “少川，”他看向唐绍仪，
    “咱们在朝鲜这些年，你觉得，是在替谁办事？”
    唐绍仪想了想，谨慎地说：“替朝廷，替中堂。”
    “替朝廷？”
    袁世凯转过身，看著他，“朝廷在哪儿？在北京。北京那帮老爷，见过日本兵吗？见过俄国人的炮舰吗？知道朝鲜这地方一天能变几回天吗？”
    “咱们在这儿，一不靠朝廷的餉，二不靠朝廷的兵。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李中堂的信任，靠的是咱们自己提著脑袋干出来的局面。可李中堂今年六十七了，他能撑多久？他要是倒了，咱们怎么办？”
    几人的脸色微微变了变。这话，袁世凯从没跟他们明著说过。
    “我上这两道策，不是为了朝鲜，是为了咱们自己。”
    “我在朝鲜待了这么多年。我每天都在想一件事——將来怎么办？朝鲜这地方，不是久留之地。日本人在旁边盯著，俄国人在北边等著，朝鲜人自己也三心二意，都是一群墙头草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咱们卖了。早晚有一天，这儿得出大事。”
    他顿了顿，看著唐绍仪的眼睛。
    “到那时候，咱们得有一条退路。不，不是退路，是出路。”
    唐绍仪终於开口，声音有些涩：“慰帅说的出路，是……”
    “练兵。”
    袁世凯斩钉截铁地说，“回国內，找个机会，练一支新军，不是朝鲜新军，是咱们自己的。德国人的操典，英国人的枪炮，日本人的军纪——把这些全捏到一块儿，练出一支能打的兵。”
    “他金山九为什么成了坐地虎，谁也不敢动？他手里有兵！有军校，他的兵能打得荷兰人，法国人头都抬不起来，不都是练的新军？”
    他站起身，在屋里踱了两步。
    “还有，李中堂当年靠淮军起家，淮军靠的是什么？洋枪洋炮，新式操练。可淮军老了，不中用了。甲申年我在朝鲜打日本人，靠的还是当年那点老底子。可那点底子，打一次行，打两次行，打三次呢？”
    他停下来，看著唐绍仪。
    “少川，你说，要是咱们手里有这样一支部队，三万人，哪怕一万人，全听咱们的，洋枪洋炮，新式操练。到那时候，朝廷用不用咱们？李中堂看不看得起咱们？北京那帮老爷，还敢不敢拿正眼瞧咱们？”
    唐绍仪沉默了很久。
    在美国时，那些洋人军官，穿著笔挺的制服，骑著高头大马，走在街上，所有人都让路。而他回国后第一次见淮军，那些老兵油子，歪戴著帽子，斜挎著枪，看见洋人就跟看见鬼似的。
    他忽然明白袁世凯这些年一直在想什么了。
    可朝廷会同意吗？慈禧挪用的海军的预算修园子，足足上千万两，修缮中海、南海、北海，还有，听说这清漪园（颐和园）都要完工了。
    一千多万两，能买多少船，多少炮？
    这些事，朝廷上下谁不心知肚明？
    因为军机首辅恭亲王奕訢在1884年前后被慈禧打压失势，李鸿章没了靠山，再加上被金山九牵连，在朝中几乎一落千丈，为了与主子搞好关係，这位中堂大人，亲自催著各地督抚，以“海军”名义筹款，让大家踊跃报效，为园子筹款、採购、催办。
    可这些他们又能说什么呢？
    若是中堂倒了，北洋水军还有谁能照拂，真的让陈九这个窃国大盗来吗？
    醇亲王奕譞（光绪生父）为了促成儿子亲政、让慈禧儘早退休，主动配合，李鸿章为了保住官位，也主动配合，各地督抚心领神会，这是巴结慈禧的机会，踊跃搜刮。京城言官集体沉默。
    还能如何？
    唐绍仪抬起茶杯，掩饰了自己的神色。
    或许，当时自己收到书信就该果断下南洋呢？
    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    袁世凯也有些落寞，缓了一下接著说，“我在朝鲜，看著日本人一步步走过来。明治维新那年，他们还顾不上这边。后来废藩置县，整顿內政，攒了几年力气。再后来——”
    “光绪元年，他们用军舰逼著朝鲜签了《江华条约》，第一条就写明朝鲜为自主之邦。他们要砍断咱们和朝鲜的宗藩关係。可他们不敢直说。
    自主之邦四个字，听著是抬举朝鲜，实际上是给自己占法理——朝鲜既然自主，那將来有什么事，他们就可以绕过咱们，直接跟朝鲜交涉。”
    “日本这地方，人多地少，要什么没什么。煤，铁，粮食，棉花，哪样不缺？明治维新十几年，修铁路、办工厂、练新军，银子从哪里来？还不是从老百姓身上刮。可老百姓能有多少油水？刮完了，怎么办？”
    他看著唐绍仪。
    “他们得往外走。往外走，第一脚踩哪儿？”
    唐绍仪没有回答。他知道答案——朝鲜，这是地理位置决定，也是大清的虚弱导致的。
    “甲申年的事，那回他们动作多快——金玉均那边刚动手，日本公使就带著兵衝进王宫。要不是咱们反应快，朝鲜这会儿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了。”
    “那件事之后，李中堂跟他们在天津签了个条约。今后朝鲜若有变乱，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，须先行文知照对方。”
    袁世凯笑了笑，那笑容里带著几分苦涩。
    “李中堂以为这是个约束——以后咱们派兵，得告诉他们；他们派兵，也得告诉咱们。两下里互相看著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。现如今，要真打起来，谁还顾忌面子？”
    “或者你们想过没有，这条款反过来怎么用？”
    袁世凯看著眾人，一字一顿：“他们要是想派兵，只消等著咱们先派。咱们一动，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跟著动。”
    刘永庆苦涩点头，“是，日本人一直在等一个机会。”
    “你们知道日本人现在有多少船，多少兵？”
    袁世凯站起身，走到书案边，从一堆文件里抽出一张纸，递给几人传阅。
    “这是我让人零零碎碎攒下的。你们都看看。”
    唐绍仪接过来，借著烛光仔细看。纸上密密地记著粗略的数字——军舰多少艘，吨位多少，炮多少门，陆军多少师团……
    他越看，脸色越凝重。
    “这是……”
    “这是日本今年最新的海军预算。”
    袁世凯说，“他们去年买了英国的两艘快船，三千七百吨，航速十九节。咱们北洋水师最快的船，多少节？那个所谓南洋无敌的北极星舰队，最快的多少节？”
    唐绍仪没回答。他知道答案——北洋的十五节，北极星的十七节。
    袁世凯从他手里拿回那张纸，折好，放回书案上。
    “不止这些。他们还在建新船，还在练新兵，还在往朝鲜派探子。这些年，朝鲜各地忽然冒出来那么多日本商人、日本医生、日本和尚，你以为是真来做生意的？”
    “他们每一年都在往前走。造一艘船，练一个兵，画一张地图，收买一个朝鲜官员——这些事看著小，可十年八年攒下来，就是一股挡不住的力量。”
    “咱们呢？咱们在干什么？北京那帮老爷们，还在那儿爭礼制、爭名分、爭谁该给谁磕头。北洋那边，李中堂一个人撑著，可他今年六十七了。他撑一年，撑两年，能撑十年吗？”
    “日本人凭什么这么拼命往外走？他们地方小，人多，再不求变就会跟南洋那些殖民地一样，被列强圈成自己家的后花园，举国上下，都是別人机器的养料，所以他们拼了命地发展自己。
    那咱们呢？咱们地方大，人多，什么都有。可咱们活得好吗？朝鲜人，一边跟咱们称臣，一边跟日本人眉来眼去。日本人，一边跟咱们称兄道弟，一边在背后磨刀。俄国人，一边跟咱们籤条约，一边往北边一寸一寸地拱。无外乎，都是欺负咱们弱而已，洋务搞了这么多年，还不如人家海外一个商人，谁的错？”
    “这世道早变了。现在得靠船，靠炮，靠兵，靠银子。谁有这些，谁说了算。”
    “他陈兆荣在南洋说一不二，北极星舰队在东南来去自如，可见朝廷说个不字？人家怎么不来紫禁城磕头？说到底，朝廷要打，就是白花花的银子，他要反，就是烽火连天。到如今，连一个福建水师提督的名头都捨不得给。”
    “日本人早就觉醒了，所以他们拼命造船、练兵、攒银子。咱们呢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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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大人，”
    唐绍仪慢慢说，“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”
    其他三人也纷纷附和。
    袁世凯点点头，没有对这个朝廷的银子养出来的自家小班底再说什么。他走回书案边，拿起那封李鸿章的信，又看了一遍。
    “且待时机。”他轻声念了一遍，然后把信折起来，放进抽屉里。
    他忽然说，“不会太久。”
    “或许，都要动手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