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0 年 12 月 7 日，凌晨四点。
    北京站笼罩在冬夜浓稠的寒雾里，雾汽像掺了冰碴，扑在脸上刺骨地凉。
    站前广场上人影稀疏，只有几个裹著看不出原色的破棉袄的流浪汉，蜷缩在墙角避风的角落，怀里揣著捡来的破报纸，呼出的白气在昏黄的路灯下凝成一团团白雾，又迅速被寒风打散。
    路灯的光线昏沉，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，把积雪融化后又冻结的路面照得坑坑洼洼，踩上去 “咯吱” 作响。
    远处传来火车调度的汽笛声，“呜 —— 呜 ——”，沉闷悠长，像是这座沉睡的城市发出的沉重呼吸，在空旷的广场上迴荡，带著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悵然。
    徐慧真一手紧紧牵著承平，一手攥著承安的小手，站在第三候车室门口。她的手心里沁出了细汗，即便隔著厚厚的棉手套，也能感觉到孩子们微凉的指尖。
    她穿著那件缝了两根大黄鱼的厚棉裤，裤腿显得有些臃肿，但外面套著一件深灰色的男款旧呢子大衣，刚好遮住了这份突兀。
    这大衣是钱叔留下的，料子厚实，只是款式老旧，她找裁缝改了改腰身和长度，穿著还算合身。
    大衣的领子立著，挡住了半张脸，既挡风，又能掩饰脸上的神情。
    领子上別著那枚 “广九线模范职工” 的锡制徽章，在昏黄的灯光下泛著冷硬的金属光泽，不显眼，却透著一股让人不敢轻易盘问的底气。
    两个孩子都穿著缝了小黄鱼的棉袄。
    承平的棉袄是靛蓝色的斜纹布，洗得发白，边角处还有几处细密的针脚，是徐慧真之前补的；承安的是藏青色的，胳膊肘上打著两块深灰色的呢子补丁，那是秦淮如特意挑选的料子，耐磨又不扎眼。
    孩子们的小脸冻得通红，鼻尖上掛著细密的水珠，是雾汽凝结的。
    他们分別背著一个小小的蓝布包袱，里面是两件换洗衣服和几小块干硬的窝头。
    承安实在太困了，眼睛都睁不开，长长的睫毛耷拉著，脑袋一点一点的，全靠母亲紧紧拉著，才没在人群里摔倒。
    李天佑、秦淮如、二丫、小石头站在候车室外不远处的阴影里，被一根斑驳的电线桿挡著大半身子。
    他们没有靠近，只是远远地望著，目光紧紧锁在徐慧真和孩子们身上。
    这是事先反覆商量好的 ，送行的人越少越好，越不起眼越好，免得引起旁人注意，节外生枝。
    秦淮如的手紧紧攥著衣角，指节都泛了白，眼神里满是担忧；二丫別过脸，用袖口偷偷擦著眼睛；小石头站得笔直，像根小旗杆，却忍不住频频朝候车室门口张望；李天佑则双手插在棉裤口袋里，身子绷得笔直，像一尊沉默的石像。
    “妈，” 承平忽然仰起头，小声问，声音压得极低，只有徐慧真能听见，“爸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走？是不是...... 是不是我们走了，他就不管我们了？”
    徐慧真低头看著女儿。
    承平已经十一岁了，眉眼间依稀有了李天佑的轮廓，眼神清澈，却又带著与年龄不符的早熟和忧虑。
    这孩子太聪明，心思又细，很多事情根本瞒不住她。徐慧真心里一酸，抬手轻轻摸了摸女儿冻得冰凉的脸颊。
    “傻孩子，” 她轻声说，声音温柔却坚定，“爸爸怎么会不管我们？他是家里的顶樑柱，有很重要的事要办，等把事情办完了，就会立刻来找我们，到时候我们一家人就能在广州团聚了。”
    “那二丫姑姑呢？小石头叔叔呢？他们也有事情要办吗？” 承安被姐姐的话吵醒了，揉著惺忪的睡眼，小嘴巴撅著，带著浓浓的鼻音问。
    他还小，不懂什么家国大事，只知道要和最亲近的人分开，心里满是委屈。
    “对，他们也有事情要晚点处理，” 徐慧真弯腰，摸了摸儿子的头，指尖划过他棉袄上的补丁，“咱们先去广州等他们，广州那边暖和，还有好多好吃的水果，等大家都到齐了，妈妈带你们去逛大街，买糖吃。”
    就在这时，候车室的大门 “吱呀” 一声被推开，里面传来检票员嘶哑的喊声，带著不耐烦的腔调：“广州方向的旅客注意了，开始检票了，都排好队，別挤，拿出车票和证明，一个个来......”
    徐慧真深吸一口气，冰冷的空气呛得她喉咙微微发紧。她紧了紧握著孩子的手，掌心的温度透过手套传递给孩子们，也给自己打气。
    她最后回头看了一眼阴影里的方向，隔著浓浓的雾汽和昏沉的灯光，她看到李天佑朝她微微点头，眼神里没有过多的言语，却有著千钧的力量。
    月光恰好从云层里漏出来，照在他半边脸上，那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但眼睛亮得嚇人，像是藏著一团火。
    她不再犹豫，转过身，牵著两个孩子，隨著缓慢蠕动的人群走进了候车室。
    开往广州的列车是一辆老旧的绿皮车，车厢外的绿色油漆剥落了不少，露出底下暗红的底漆，像是一道道陈旧的伤疤。
    车厢连接处的铁皮锈跡斑斑，走上去 “哐当” 作响。徐慧真拿著车票，在拥挤的过道里艰难地挪动脚步，一边护著身边的孩子，一边留意著周围的动静。
    她找到座位时，额头上已经渗出了一层薄汗 ，是三人座的硬座，按照车票信息，她们要在这硬邦邦的座位上坐足足 37 个小时。
    她先把承平让到里面靠窗的位置，又扶著困得东倒西歪的承安坐好，自己则坐在靠过道这边，像一堵墙，把孩子们护在里面。
    车厢里挤满了人，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。大包小包的行李塞满了头顶的行李架，有些实在放不下的，就堆在座位底下、过道旁边，把本就狭窄的过道堵得水泄不通。
    空气里瀰漫著一股复杂的气味 ，汗味、煤烟味、劣质菸草味，还有不知谁带的咸菜散发出来的酸腐味，混合在一起，呛得人有些喘不过气。
    车厢里嘈杂不堪，有人大声咳嗽，有人用带著浓重口音的方言低声交谈，还有一个婴儿不知被什么惊扰，发出断断续续的啼哭声，母亲在一旁急得轻声哄著，却怎么也止不住。
    列车缓缓开动时，承安强打著精神，趴到车窗边，小鼻子紧紧贴在冰冷的玻璃上，呵出一团白雾，又用小手指在上面画著什么。
    他看著站台缓缓后退，站台上那些模糊的人影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几个小黑点，彻底消失在晨雾里。他知道，那里面有爸爸，有姑姑，有叔叔，他们没有跟上来。
    “妈，” 承安忽然回过头，眼睛红红的，带著浓浓的鼻音，小嘴巴一瘪，“我想爸了，我还想杨奶奶做的红薯粥......”
    徐慧真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，又酸又疼。她伸出胳膊，把儿子紧紧搂进怀里，另一只手也握住了承平的手。
    承平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地靠在母亲的肩膀上，小手紧紧攥著母亲的衣角。
    “乖，不哭，” 徐慧真轻轻拍著承安的后背，声音带著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，“很快就见到了，等我们到了广州，爸爸他们就来了，到时候妈妈给你们做红薯粥，做很多很多好吃的。”
    列车渐渐加速，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有节奏，“哐当、哐当、哐当”，像是一首沉闷的歌谣，在漫长的旅途中反覆吟唱。
    窗外，北京城的轮廓在晨曦中渐渐模糊，高大的城墙、错落的屋顶，都被一层薄薄的雾汽笼罩著，看不真切。
    再往后，就是郊区的农田、光禿禿的树林，还有几座冒著黑烟的工厂烟囱，在灰白色的天空下，显得格外醒目。
    雪后的华北平原一片白茫茫，像是被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。偶尔能看到几处散落的村庄，低矮的土房顶上积著厚厚的积雪，烟囱里冒出细弱的炊烟，在寒风中很快就消散了，透著一股寂寥的气息。
    徐慧真从隨身的包袱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窝头，那是秦淮如提前蒸好的，玉米面掺了少量高粱面，硬得像块石头。
    她用手掰成两半，一半递给承平，一半递给承安，自己则把掰下来的一小块碎屑放进嘴里，慢慢咀嚼著。
    窝头又硬又凉，剌得喉咙有些疼，没什么味道，只有淡淡的穀物清香。
    但两个孩子接过去，小口小口地啃著，吃得很认真，没有丝毫抱怨。他们知道，现在不是挑食的时候，这些乾粮要支撑著他们走完漫长的旅途。
    徐慧真看著孩子们懂事的样子，心里既欣慰又心疼，她暗暗告诉自己，一定要保护好孩子们，顺利抵达广州，不能让他们受更多的苦。
    车厢里的光线渐渐亮了起来，晨曦透过车窗照进来，落在孩子们沾满碎屑的小脸上，也落在徐慧真带著疲惫却依旧坚定的眼神里。
    列车一路向南，载著他们远离故土，驶向未知的远方，而那藏在棉衣里的黄金、水壶里的美金，还有身上的证明和徽章，將是他们这一路最坚实的依靠。
    白天在沉闷与顛簸中缓缓度过。
    列车像一头疲惫的钢铁巨兽，沿著铁轨缓缓南行，依次经过保定、石家庄、邯郸。
    每到一个大站，都会停靠十几分钟，车门打开的瞬间，裹挟著寒气的人流便蜂拥而上，与下车的人挤作一团，车厢里本就稀薄的空气愈发浑浊。
    徐慧真始终保持著高度警惕，脊背挺得笔直，目光时不时扫过车厢里的每一个人，手却一直紧紧按著脚边的隨身包袱，那里面藏著黄金、美金、证明文件，是一家人的性命，绝不能有半点闪失。
    她不敢多喝水，怕频繁起身去厕所给人可乘之机；也不敢睡得太沉，只能趁著孩子们安静的时候，闭目养神片刻，耳朵却时刻留意著周围的动静。
    车厢里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，有背著行囊的农民，有穿著中山装的干部，有抱著孩子的妇人，每个人脸上都带著不同的神情，或疲惫，或焦虑，或期待。
    徐慧真看不懂他们的身份，也不敢轻易与人搭话，只是把两个孩子护在身边，像一只警惕的母兽。
    傍晚时分，列车缓缓停靠郑州站。
    月台上灯火通明，挤满了人，有人举著写有名字的纸牌焦急地接人，有人推著小车叫卖煮红薯和热水，甜香与水汽混杂在一起，顺著敞开的车门飘进车厢。
    就在这时，一个穿著铁路制服的中年男子挤上车，手里拿著一个检票夹，开始逐排查票。他身材微胖，脸上带著职业性的严肃，眼神锐利，扫过每个人的车票时都格外仔细。
    徐慧真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，她悄悄用胳膊肘碰了碰身边的承平，示意她看好弟弟，自己则深吸一口气，从怀里掏出三张车票和那三张 “铁路职工家属探亲证明”，整齐地叠在一起，准备好迎接检查。
    “车票和证明拿出来。” 查票员走到他们座位旁，声音洪亮，带著不容置疑的威严。
    徐慧真从容地把票证递过去，指尖微微有些发凉，但脸上却努力维持著平静。
    查票员先看了看车票，核对了车次和座位，又拿起那三张证明，逐字逐句地仔细阅读，时不时抬头打量徐慧真和两个孩子，目光在她大衣领子上的 “广九线模范职工” 徽章上停留了片刻。
    “陈国富的家属？” 查票员放下证明，抬眼直视著徐慧真的眼睛，试图从她脸上找出破绽。
    “是，” 徐慧真迎上他的目光，声音平稳，没有丝毫慌乱，“我爱人陈国富在广九线当列车员，这次是带著孩子去广州探亲，顺便照顾一下病重的姑母。” 她特意把 “广九线” 和 “病重的姑母” 这两个信息点提出来，与证明上的內容相互印证。
    “广州有固定住处吗？” 查票员追问了一句，手指还在证明上轻轻敲击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