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有，住在姑母家，地址证明上都写著。” 徐慧真依旧从容不迫，心里却在快速盘算著 ，如果他再细问姑母的具体情况，就把田丹准备的病情证明拿出来，总能应付过去。
    查票员又看了看那枚锡制徽章，徽章上的铁路路徽和 “模范职工” 字样清晰可见，他脸上的严肃缓和了几分，点了点头，把票证整齐地还给徐慧真：“路上注意安全，看好孩子。”
    徐慧真接过票证，小心翼翼地揣回怀里，暗暗鬆了口气，后背已经沁出了一层薄汗。
    但查票员並没有马上离开，又把目光投向靠窗睡著的承平和承安，语气隨意地问：“这两个孩子多大了？上学没有？”
    “十一岁，是龙凤胎，” 徐慧真早有准备，隨口应答著，还轻轻摸了摸承安的头，“都在北京上小学，趁著学校放假，带他们出来见见世面。”
    “哦，” 查票员似乎只是隨口一问，没有深究，又叮嘱了一句，“广州比北京热多了，给孩子少穿点，別捂出病来。” 说完，便转身走向下一排座位。
    徐慧真看著他消失在车厢连接处的背影，紧绷的神经才稍稍放鬆，手心却全是冷汗。
    她不確定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只是例行检查，还是已经起了疑心，只能在心里祈祷，这只是虚惊一场。至少，第一关算是有惊无险地过了。
    深夜，列车停靠武昌站。这是南下的重要枢纽，停车时间长达半小时，很多乘客都下车透气、买东西，车厢里顿时空了不少。
    徐慧真没敢动，依旧坐在座位上，抱著包袱闭目养神。
    两个孩子一路顛簸，早已疲惫不堪，靠在她的肩膀上沉沉睡去，小脸红扑扑的，在昏暗的车灯下显得格外瘦小脆弱。
    车厢里很安静，只有少数乘客低声交谈的声音，和车轮与铁轨摩擦的 “哐当” 声。
    忽然，她感觉到脚边的包袱动了一下，很轻微，但在这寂静的环境里，却格外清晰。
    徐慧真猛地睁开眼睛，心臟瞬间提到了嗓子眼。她顺著目光往下看，只见一只脏兮兮的手正从座位底下伸过来，指尖已经摸到了包袱的系扣。
    那手皮肤黝黑，指甲缝里塞满了黑泥，指关节处还有几道结痂的伤口，动作却快得惊人，显然是个惯偷。
    徐慧真想喊，喉咙却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发不出一点声音。她本能地抬起脚，用尽全力狠狠踩在那只手上。
    “啊！” 一声低呼从座位底下传来，带著疼痛和惊慌。
    一个瘦小的身影从座位底下钻了出来，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。
    他穿著一件破烂不堪的棉袄，棉花从破洞里露出来，脸上脏得看不清五官，只有一双眼睛又大又亮，此刻正恶狠狠地瞪著徐慧真，带著几分凶狠，几分不甘。
    他的另一只手悄悄摸向怀里，那里鼓鼓囊囊的，不知道藏著什么东西，是刀子还是別的凶器。
    周围几个没睡著的乘客被惊动了，纷纷侧目看来，眼神里满是好奇和警惕，但没人敢上前帮忙。
    徐慧真心跳如鼓，砰砰地像是要从胸腔里跳出来，但她强迫自己镇定下来，越是危险的时候，越不能慌，她还要保护两个孩子。
    她紧紧盯著那少年的眼睛，压低声音，语气儘量温和地说：“孩子，我知道你不容易，但这里面真的没什么值钱东西，就是几件旧衣服和给孩子准备的乾粮，对你没用。”
    少年不说话，只是死死地瞪著她，眼神里的凶狠慢慢褪去了一些，多了一丝茫然和惶恐。
    他看起来不像是惯犯，更像是饿极了的流浪儿，鋌而走险想偷点东西换吃的。
    徐慧真看他的神情有所鬆动，心里稍稍安定了一些。
    她慢慢从包袱里摸出半个干硬的窝头，那是她们省下来的口粮，她把窝头递到少年面前，声音放得更柔了：“你要是饿了，这个给你吃。出门在外，都不容易，別做犯法的事，对自己没好处。”
    少年愣住了，眼睛直直地盯著那个窝头，喉咙轻轻动了一下，显然是饿坏了。他看看窝头，又看看徐慧真，眼神里的凶狠彻底消失了，只剩下纯粹的茫然和一丝羞愧。
    他犹豫了一下，伸出脏兮兮的手，接过窝头，紧紧攥在手里，没有说一句话，转身就钻进了拥挤的人群，很快就不见了踪影。
    徐慧真瘫坐在座位上，浑身脱力，后背的衣衫已经被冷汗湿透，紧紧贴在身上，又冷又黏。
    她颤抖著伸出手，紧紧抱住脚边的包袱，手指隔著布料摸到棉衣里面硬物的轮廓，黄金还在，美金还在，证明文件也还在。悬著的心，终於落了下来。
    “妈？” 承平被刚才的动静吵醒了，揉著惺忪的眼睛，声音带著浓浓的鼻音，“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？”
    “没事，没事，” 徐慧真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伸手摸了摸女儿的头，把她搂进怀里，“就是妈妈做了个噩梦，嚇了一跳。你接著睡，到了广州就能好好休息了。”
    她看向窗外，武昌站的月檯灯光昏暗，人影幢幢，显得格外嘈杂。
    远处，长江大桥的轮廓在夜色中隱约可见，桥上的灯火像一串璀璨的珍珠，沿著桥面延伸，在黑沉沉的江面上投下细碎的光影，美得让人沉醉，却也带著几分疏离。
    列车很快又开动了，车轮碾过长江大桥的铁轨，发出沉闷而厚重的轰鸣，像是在诉说著岁月的沧桑。
    徐慧真搂紧两个熟睡的孩子，身体还在微微发抖，刚才的惊险一幕还在脑海里迴荡。她低头看著孩子们恬静的睡顏，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责任感，无论前路多么艰险，她都要护著他们平安抵达目的地。
    不知怎的，她想起了钱叔，想起了四合院的日子，想起了钱叔当年哄二丫和小石头时唱的那首老北京童谣。她轻轻开口，低声哼了起来，声音带著一丝哽咽，却异常温柔：
    “小小子，坐门墩儿，哭著喊著要媳妇儿...... 要媳妇儿，干什么？点灯说话儿，吹灯做伴儿，早上起来梳小辫儿......”
    童谣的旋律在寂静的车厢里轻轻迴荡，带著浓浓的乡愁和温暖。唱著唱著，她的眼泪再也忍不住，顺著脸颊滑落，滴在承平柔软的头髮上，冰凉冰凉的。
    这一路，才刚刚开始。她不知道还会遇到什么危险，但她知道，只要怀里的孩子安好，只要藏在衣物里的 “希望” 还在，她就有勇气走下去。
    列车一路向南，载著她们的牵掛与期盼，驶向遥远的广州，驶向未知的未来。
    第三天下午，当列车广播里传来 “前方到站，广州站” 的提示时，徐慧真几乎是撑著座位扶手才站起身。
    三十七小时的硬座，她几乎没合过眼，神经一直紧绷著，此刻浑身酸痛，腿软得像踩在棉花上，每走一步都带著麻木的坠胀感。
    列车缓缓驶入站台，南方特有的湿润空气顺著敞开的车门涌进来，带著一股陌生的、咸腥的海风味，混杂著草木的清香，与北京乾燥凛冽的寒风截然不同。
    徐慧真深吸一口气，这气息陌生得让她有些不安，却也隱隱透著一丝 “离目的地更近一步” 的踏实。
    她弯腰拍了拍还在犯困的承平与承安，声音带著难掩的疲惫：“醒醒，咱们到广州了。”
    两个孩子揉著眼睛，好奇地打量著窗外。
    广州站的站台比北京站小巧，却更显拥挤，月台上的灯牌是醒目的红色，让他们看得一头雾水。
    徐慧真牵著孩子走出车厢，脚踩在月台光滑的水泥地上，冰凉的触感透过薄薄的鞋底传来，才稍稍驱散了些许疲惫。
    她下意识地紧了紧握著孩子的手，目光快速扫过周围，到处都是人，背著大包小包的行李，说著她完全听不懂的粤语，语速快得像在吵架，嘰嘰喳喳的声响裹著湿热的空气扑面而来，让她瞬间有种置身异乡的茫然与紧张。
    跟著人流往出站口走，沿途的店铺掛著五顏六色的招牌，卖著她叫不出名字的水果和小吃，摊主的吆喝声此起彼伏，带著浓重的南方口音，她一句也听不懂，只能紧紧跟著前面的人，生怕走散。
    出站口设有警察检查站，几名穿著制服的警察正在逐一核查证件，气氛比火车站內严肃了许多。
    徐慧真的心又提了起来，她从怀里掏出那套早已摩挲得温热的证明，铁路职工家属探亲证明、街道介绍信、病情证明，按顺序整理好，递了过去。
    这次查得格外仔细。警察接过证明，先是对照著车票核对信息，又拿起那张贴在探亲证明上的一寸照，反覆看了照片又看徐慧真的脸。
    照片是黑皮找人弄来的，上面是个陌生女人的侧脸，五官与徐慧真有五六分相似，髮型也刻意剪成了一样的齐耳短髮，不仔细看確实能矇混过关。
    但警察看得极认真，手指甚至轻轻拂过照片的边缘，像是在检查是否有粘贴的痕跡。
    徐慧真站在原地，后背悄悄沁出冷汗，脸上却维持著平静，甚至还微微扬起嘴角，露出一丝符合 “探亲家属” 身份的靦腆笑容。
    “来广州做什么？” 警察终於开口，用带著浓重粤语口音的普通话问道，语速不快，但每个字都透著审视的意味。
    “探亲，” 徐慧真从容应答，顺势把田丹开的那封街道介绍信往前递了递，“照顾我患病的姑母，她得了肺癆，身边没人照料。”
    警察接过介绍信，逐字逐句地看著，眉头微蹙，又抬头问：“住哪里？具体地址。”
    “西关大街三號，我姑母家。” 徐慧真报出的地址，是田丹提前帮她虚构好的，连门牌號都记得清清楚楚，语气没有丝毫犹豫。
    “住多久？”
    “一个月，” 她补充道，“等姑母病情稳定了，我就带孩子回北京。”
    警察又问了几个细节，比如姑母的名字、年龄，徐慧真都按照事先背好的信息一一应答，没有丝毫破绽。
    警察盯著她看了半晌，似乎没发现异常，终於挥了挥手，把证明递还给她：“走吧，注意安全。”
    徐慧真接过证明，小心翼翼地揣回怀里，牵著孩子快步走出出站口，直到站在广州站前的广场上，才敢长长地舒一口气。
    阳光刺眼得很，南方的太阳比北方毒辣，晒得人皮肤发烫，她眯起眼睛，打量著眼前的城市，高楼比北京少些，但街道更显拥挤，行人穿著单薄的衬衫或薄外套，与她身上厚重的棉大衣格格不入，让她显得有些突兀。
    按照原计划，她要在广州待两天，等李天佑、秦淮如、二丫和小石头赶来匯合。
    金海在广州有个联繫人，在十三行附近开一家小杂货铺，说是可以提供落脚的地方。
    但徐慧真思来想去，还是决定不去，出门在外，陌生人的承诺最不可信，万一对方出了紕漏，或是早已被盯上，他们一家人就全完了。
    她牵著孩子在火车站附近转悠，找了家最便宜的旅社。
    旅社藏在一条狭窄的巷子里，门口掛著一块褪色的木牌，写著 “为民旅社”。老板娘是个操著粤语的中年女人，说话语速飞快，徐慧真连蒙带猜才弄明白价格：大通铺，一晚五毛钱，男女分住。
    跟著老板娘走进房间，一股混杂著汗味、霉味、肥皂味的浑浊空气扑面而来，让徐慧真下意识地皱了皱眉。
    房间不大，靠墙摆著四张上下铺的铁架床，已经住了六个女人，加上她们三个，正好挤满八个人。
    这些女人看起来形形色色，有带著孩子来探亲的，有背著布包、说是来 “搞副业”（私下做点小买卖）的，还有两个沉默寡言、眼神警惕的年轻姑娘，一看就和她一样，各有各的心事。
    徐慧真没敢多说话，只是带著孩子走到最靠墙的下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