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防港的清晨，雾气还没散尽，海面上已经挤满了船。
    从汕头来的红头船，从厦门来的乌槽船，从新加坡来的蒸汽轮船，从檳城、巴达维亚、马尼拉驶来的各式各样的船——它们挤在狭窄的港湾里，桅杆像一片被砍光了叶子的树林，密密麻麻，遮住了半边天。
    码头上的人声，隔著二里地都能听见。
    “且且！且且！”
    一个穿著短打的汉子扛著两捆锡器，在人堆里挤出一条缝。他的身后跟著一个女人，怀里抱著孩子，手里还牵著两个大的。孩子的眼睛怯生生地四处张望，看见码头上那些穿著深蓝色制服、背著步枪巡逻的人，嚇得往母亲怀里缩。
    “惊乜个？”
    那汉子回头吼了一嗓子，“是家己人！北极星的兵！恁爸以后就在他们的厂里做工！”
    孩子不懂什么是“北极星”，但父亲的声音里有他从未听过的东西——那不是在家乡时的那种小心翼翼、见谁都低三分的语气，而是一种挺直了腰杆说话的声音。
    码头上到处都是这样的声音。
    “阿祥！这边！这边！”有人在人群里挥舞著手臂，喊著一个刚下船的同乡。
    “哎呀，你也来了？你们村来了多少人？”
    “十七个！全是壮劳力！听讲安南这搭欠人修铁路起工厂，工钱是厝內的几倍！”
    “几倍？我听说基隆那边更高！还能分地！”
    “先干著唄，干好了再挪窝！”
    这样的对话，在这几天的海防港、峴港、西贡，一遍又一遍地上演。
    码头的栈桥边，几个穿著长衫的华商正围著一个北极星的军官，手里捧著一沓纸，急切地说著什么。
    “……三万两，这是我全部的身家了！”
    一个胖胖的商人拍著胸脯，“我赵家世代在巴达维亚做生意，可荷兰人这些年越来越不像话，税加了三回，还说要没收我们的仓库！
    听说九爷这边……听说陈大帅这边保护华人，我就把能变现的全变现了，带著全家老小来了！”
    军官接过那沓纸，翻了翻，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没问他为什么不参加南洋商会，走商会的渠道，知道此人多半又是个见风使舵的货色，倒也没点破，
    他只是淡淡地问道：“你想投什么？”
    “乜都得！”
    胖商人一咬牙，“开米厂、办货栈、种橡胶，您说能投什么，我就投什么！我赵某人不是来享福的，是来拼一把的！”
    军官点了点头，在纸上盖了一个章，递还给他：“拿著这个，去移民局登记。
    先落籍，再分地。具体的投资，那边有专门的官员对接。”
    胖商人接过那张纸，手都在抖。他回头看了一眼正从船上往下搬箱笼的妻儿，眼眶忽然红了。
    “谢谢……谢谢大人……”
    “別叫我大人。”
    那军官摆了摆手，
    “这里不兴大清那一套。”
    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    西贡，堤岸。
    这里是越南南方的华人心臟。
    从十七世纪开始，明朝遗民就在这里扎下了根，建起了会馆、祠堂、学校、市场。两百年来，这里的人说广东话、潮州话、福建话，过的却是地地道道中国式的日子。
    但今天，堤岸的街上多了一些新面孔。
    “让一让！让一让！”
    一个年轻人推著一辆独轮车，车上装著满满当当的铺盖卷和锅碗瓢盆。他的身后，跟著七八个同样年轻的汉子，每个人脸上都带著一种既兴奋又茫然的神情。
    “从边度来的？”路边一个卖茶水的老者问。
    “金边！”推车的年轻人头也不回，“高棉（柬埔寨）待不下去了，红毛到处抓人做工，听说这边太平，就来了！”
    老者点了点头，指了指前面的路口：“往左拐，那边有个登记处。去了先领號牌，再搵个地方歇。现在人多，得排队。”
    年轻人应了一声，推著车消失在人群里。
    老者望著他们的背影，摇了摇头，又点了点头。
    摇头是因为这几天来的人太多了，多到他这个在堤岸住了五十年的人都有点眼花繚乱。
    点头则是觉得，这些新来的后生，每一个眼睛里都有一种光。
    那种光他年轻的时候也有过，那是刚下南洋时，觉得只要能活下去、能挣到钱，再苦再累也不怕的光。
    “老豆，你睇紧乜？”旁边卖杂货的儿子问。
    “睇人。”老者说，“睇咱们中国人。”
    儿子觉得无趣，继续低头摆弄他的货。
    老者也没再解释。
    他只是想，如果当年那些从雷州、从潮州、从福建漂洋过海来的先人们，能看到今天这一幕，大概也会像他一样，忍不住想点头吧。
    与此同时，海防港外，一艘从美国旧金山驶来的轮船正在靠岸。
    这艘船和那些从南洋各地来的船不太一样。船上的人穿著西装，戴著礼帽，提著皮箱，箱子上贴著花花绿绿的洋行標籤。他们走下舷梯时，码头上等著接人的几个本地华商，一眼就认出了其中的一个。
    “柳南兄！”
    被喊住的那个人转过身，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，戴著眼镜，留著修剪整齐的短须。
    “你是……阿辉？”
    “是我！是我！”阿辉挤过人群，一把抓住来人的手，激动得声音都变了，“二十年了！你走的时候我才十五岁，你从旧金山写信回来说在那边开洗衣店，我还以为你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了！”
    “我给你写信也只是想碰碰运气，没想到你真的来了！”
    被称作柳南兄的中年人笑了笑，但那笑容里有一丝说不清的复杂。
    “我也以为我不会回来了。”他说。
    阿辉愣了一下，没接话。
    柳南抬起头，看了看远处那些正在修建的厂房，看了看码头上巡逻的北极星士兵，看了看那些扛著行李匆匆走过的年轻人，忽然问了一句：
    “阿辉，你说，这边真的能待住吗？”
    阿辉也抬起头，顺著他的目光看过去。
    码头上，一面银色的北极星旗正在海风中猎猎飘扬。旗下，一个穿著深蓝色军装的年轻人正在给几个刚下船的移民指路。
    “能。”阿辉说，
    “我在这儿待了两年了。七八个月前，这边还在打仗，法国人的军舰就在外海。
    现在呢？法国人跑了，死得到处都是，煤矿也开工了。
    每天都有新船靠岸，每天都有新人下船，每个人脸上都兴奋极了。柳南兄，你比我见的世面多，你见过这样的场面吗？”
    柳南沉默了。
    他在旧金山见过华工被白人围攻，见过洗衣店被砸，后来不想加入帮派躲去了纽约，见过排华法案通过时同胞们绝望的眼神。
    他以为自己这辈子再也不会相信什么希望了，所以当他在报纸上看到马尾海战的消息时，只是冷笑了一声——又是一个吹出来的“大捷”，过不了多久就该被洋人打回原形了。
    但后来，消息越来越多。
    法军投降了。
    法国远东舰队覆灭了。
    陈兆荣占领了马尾、基隆、海防。
    法国人撤出安南了。
    然后是那一封封来自南洋、来自家乡的信，信里说的都是一件事：回来吧，这边有更好的路。
    他还是不信。
    他买了船票，不是为了回来，是为了亲眼看看，这到底是不是又一个骗局。
    但现在，站在这个码头上，看著这些来来往往的人，他忽然发现，自己好像……有点想信了。
    “走吧。”
    阿辉拍了拍他的肩膀，“先去登记。晚上我家吃饭，我婆娘燉了鸡汤。”
    柳南点了点头，跟著他往前走。
    走了几步，他忽然停下，回头看了一眼那艘从旧金山来的船。
    船上还有人在往下走。
    有穿著长衫的读书人，有抱著孩子的妇人，有背著行囊的年轻人。他们的脸上，有迷茫，有期待，有不安，也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。
    那东西，柳南二十年前也有过。
    那东西，叫“从头再来”。
    柳南沉默了很久。
    码头上的人群依旧熙熙攘攘，阿辉站在旁边，也不催他，只是等著。
    “阿辉，”柳南终於开口，声音比刚才低沉了许多，“你知道我们家之前很早就下南洋了吗？”
    “是不是你阿爸那辈来的？”
    “我阿爸那辈？”柳南摇了摇头，“我太公那辈就来了。道光二年，从潮州出海，先到暹罗，再到柬埔寨，最后在西贡落下脚。那会儿这边还叫嘉定，阮朝刚统一没多少年。”
    阿辉愣了一下，没接话。
    “太公是做生意的，”柳南继续说，
    “一开始是小买卖，卖咸鱼、卖盐、卖布头。后来有了本钱，开始做米。再后来，在西贡开了碾米厂，雇了三十多个工人。那会儿西贡的华人，已经有好几万了。”
    他顿了顿，嘴角扯出一个自嘲的笑：“你知道那会儿华人做生意要交多少税吗？”
    阿辉摇了摇头。
    “人头税，每人每年五两。营业税，按铺面大小算，最少的也要十两。船税，按吨位算，一艘能装三百石的米船，一年交二十两。还有过节费、孝敬费、自愿捐款……名目多到你数不清。”
    柳南转过头看著阿辉，“可为什么还要待著？因为能活。因为除了交税，阮朝的官不来找你麻烦。只要你不惹事，老老实实做生意，就能活。”
    阿辉点了点头，这他懂。他父亲也是这么过来的。
    几百万人下南洋归根到底是为了什么，不还是为了躲韃子，討口安稳饭吃。
    “后来法国人来了，”
    柳南的声音变得有些沉，“咸丰八年，先是占了西贡。同治元年，阮朝签了条约，割了嘉定、定祥、边和三省。那会儿我才七八岁，记不太清，只记得我阿爸连著好几天没睡著觉，天天跟几个做生意的叔伯关在屋里商量。后来他们商量出一个结果——走。”
    “走？”
    “走。”柳南说，“能走的都走了。有的回了潮州，有的去了暹罗，有的去了新加坡、檳城。我阿爸也带著我们去了香港。可到了香港才发现，那边也一样，英国人的天下。英国人收的税不比法国人少，规矩不比法国人松。我阿爸熬了几年，最后还是回了西贡。”
    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才继续说：“回来的时候，西贡已经变样了。法国人修了码头、铺了路、盖了洋楼。街上到处是穿蓝制服的法兵，扛著枪走来走去。咱们华人的碾米厂还在，可要交的税翻了一倍。咱们华人的铺子还在，可要办的执照多了七八道。咱们华人还是能做生意，可那是法国人让你做的生意。”
    阿辉皱了皱眉，想说点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
    柳南看了他一眼，像是看出了他的心思：“你不信？你问问你认识的下南洋的老人，当年法国人刚来的时候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
    只要你们听话，照常做生意，我们保护你们。”
    他冷笑了一声，“保护了三十年，保护出什么结果？华人交的税，比阮朝时候多了三倍；华人开的矿，一半被法国人占了；华人种的橡胶，只能卖给法国人的加工厂。这叫保护？”
    阿辉沉默了。
    “后来我就跑去了三藩，”柳南继续说，“你知道那边什么样吗？”
    阿辉摇了摇头。
    “刚去的时候，修铁路。一万两千个华工，修了四年。铁路修好了，死了多少？几千人。剩下的人干什么？开洗衣店、开餐馆、打零工。能挣到钱吗？能。可那是人家让你挣的。什么时候不想让你挣了，就通过一个法案，说华人不能做这个、华人不能做那个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”
    “九爷在加州搞会党，搞斗爭，我害怕，想尽一切办法入籍，想留在美国，就躲他们致公堂远远的。”
    他顿了顿，声音变得更低：“可到头来，人家说我不是这儿的，我就不是这儿的。”
    阿辉张了张嘴，想说点什么安慰的话，却发现自己什么也说不出来。
    “阿辉，你说这边能待住。”他说，“我问你，法国人走了，能保证他们不回来吗？英国人、荷兰人、德国人，能保证他们不来吗？”
    阿辉愣了一下，说：“不是有北极星舰队吗？不是打贏了吗？”
    “打贏了这一次，能保证打贏下一次吗？”
    柳南转过头，盯著他，“法国人来的时候，也是这么想的。阮朝也打贏过，可最后呢？咱们华人在南洋待了三百年，三百年里换了多少个主子？西班牙人、荷兰人、英国人、法国人，一个接一个来，一个接一个走。
    咱们呢？咱们一直在。可咱们是什么？是客。是人家地盘上的客。人家让你待，你就待著；人家不让你待，你就得走。”
    他顿了顿，声音变得更低沉：“我太公那辈，以为阮朝能待住。我阿爸那辈，以为法国人能合作。我这一辈，以为美国能容人。结果呢？一代一代，都在给人当客。一代一代，都在等著人家赏饭吃。”
    阿辉沉默了。
    “那你怎么还是来了？”他问。
    柳南沉默了很久。
    “因为我阿爸临终前说过一句话，”
    他终於开口，声音很轻，“他说，咱们在南洋三代人了，见过的官比吃过的盐还多。阮朝的官、法国人的官、英国人的官，都一样。他们今天对你好，是因为用得著你；明天对你不好，是因为用不著你。可咱们呢？咱们从来没有自己的官。”
    “咱们汉人的官，打走殖民者的官，为汉人谋天下的官。”
    他转过头，望向那面飘扬的北极星旗。
    阿辉愣了一下，忽然明白了他想说什么。
    “可你不信能成。”阿辉说。
    柳南没有否认。
    “三百年了，”他说，“三百年里，咱们在南洋挣了多少钱？种了多少胡椒？开了多少矿？修了多少码头？可这些钱、这些矿、这些码头，最后是谁的？
    是阮朝的？是法国人的？是英国人的？什么时候是咱们自己的？”
    他顿了顿，声音里第一次有了一丝疲惫：“我不信这里以后真的没有殖民者了。不是我不想信，是我不敢信。我怕信了，最后又是一场空。我怕信了，等到老了，又得收拾行李，再跑一回。”
    阿辉看著他，忽然想起父亲也说过类似的话。
    父亲说：“咱们在南洋，就像水上的浮萍，漂到哪儿是哪儿。风往哪儿吹，就往哪儿走。什么时候能有根？不知道。也许这辈子都看不到。”
    可现在，父亲还在吗？如果在，看到这一幕，会怎么说？
    阿辉不知道。
    他只知道，自己这些日子，確实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
    “柳南兄，”他说，“你说的那些，我不懂。我只知道，这三个月，码头上天天有人来。从马来亚来，从暹罗来，从缅甸来，从菲律宾来。他们来了，就不走了。你说他们傻吗？你说他们不知道有风险吗？”
    柳南没有说话。
    “我阿爸也说过跟你一样的话，”
    阿辉继续说，“他说，咱们华人在南洋，永远是客。可你知道吗？我阿爸说这话的时候，是十年前。那时候法国人还在，咱们谁也不敢想有一天法国人会走。可现在呢？”
    他指著远处那些正在搬运机器的苦力：“那些机器，是从新加坡运来的。你知道运来干什么？建厂。谁建的？南洋的华人。谁投的钱？南洋的华人。谁管的厂？还是南洋的华人。”
    “九爷现在要修铁路，还要修海军基地，造大钢铁厂，这都是公开的，有钱就是股东，就是自己的。”
    他又指著那些正在登记的新移民：“那些人，从四面八方来。他们来干什么？来找活路。为什么来这儿找活路？因为这儿有咱们自己的人。因为在这儿，不用再看洋人的脸色。”
    他转过头，盯著柳南的眼睛：“柳南兄，你说这是不是不一样？”
    柳南沉默了。
    码头上，夕阳正在一点一点沉进海面。金色的光洒在那些扛著行李的人身上，洒在那些正在搭建的脚手架身上，洒在那面飘扬的北极星旗身上，把他们全都染成了同一种顏色。
    “也许吧。”他终於说，声音很轻，“也许真的不一样了。”
    他顿了顿，又加了一句：“可我得亲眼看看，才能信。”
    阿辉笑了。
    “你们这些读过书的，就是想得多。”
    “那就留下看。”他说，“反正你船票都买了，回不去了。”
    柳南愣了一下，也笑了。
    这一船又一船的，像他这样的所谓读过书的，还不知道有多少。
    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    堤岸的福建会馆，这几天被临时改成了移民登记处。
    院子里排著长长的队伍，从门口一直排到街角。队伍里有老有少，有穿短打的苦力，有穿长衫的商人，有穿西装的洋行买办，有带著孩子的妇人。他们操著各种各样的口音——广东话、福建话、潮州话、客家话、海南话，甚至还有几句带著英文腔的彆扭中文。
    “下一个！”
    窗口里，一个戴著眼镜的年轻人头也不抬地喊道。
    一个五十来岁的老者走上前，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，双手递进去。
    年轻人接过纸，看了一眼：“从哪来的？”
    “马六甲。”
    “做什么的？”
    “种树胶的。”老者说，“在那边种了三十年，给英国人干了三十年。英国人把我们的地收走了，说是要修铁路，给了点赔偿，就打发了。”
    年轻人抬起头，看了他一眼。老者的脸上刻满了风霜，眼神里却没有怨恨，只有一种疲惫后的平静。
    “想做什么？”
    老者想了想，说：“还是种胶吧。听说这边有地，能分？”
    “能。”年轻人说，“按人头分。一家五口以下，每人五亩；五口以上，再加。头三年免税，第四年起按收成的一成交公。”
    老者愣了一下：“就这么……分？”
    “就这么分。”年轻人低下头，在纸上盖了一个章，“拿著这个，去农垦局报到。那边会有人带你们去看地。”
    老者接过那张纸，手微微颤抖。他回头看了一眼跟在身后的儿子和孙子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点什么，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
    儿子上前一步，扶住他的胳膊：“阿爸，走吧。”
    老者点了点头，跟著儿子往外走。
    走到门口，他忽然停下脚步，回过头来，衝著那个窗口，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    窗口里的年轻人没看见，他已经在喊下一个了。
    “下一个！”
    一个穿著西装的中年人走上前，从皮箱里取出厚厚一沓文件。
    “从哪来的？”
    “澳大利亚。”中年人说，“殖民地华人商会副会长。”
    年轻人抬起头，仔细打量了他一眼。这个人的衣著举止，一看就不是普通人。
    “怎么称呼？”
    “免贵姓林，林文庆。”中年人笑了笑，“我是替商会来的。我们商会有二十七个会员，都想来这边投资。米厂、糖厂、橡胶园、航运、码头，什么都能投。条件你们开，只要合理，我们就签。”
    年轻人愣了一下，第一次从座位上站了起来。
    “您请稍等。”他说，“我这就去请人。”
    林文庆点了点头，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。
    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    太阳西斜的时候，海防港的码头上依然人来人往。
    一艘从新加坡来的轮船正在卸货。
    船上装的不是人，是机器——崭新的纺纱机、碾米机、印刷机，用木板钉成的箱子上印著“格拉斯哥製造”、“汉堡製造”的字样，被码头苦力们喊著號子，一个一个地抬下来，装上车，运往城里正在修建的厂房。
    码头的尽头，一个穿深蓝色制服的官员站在那里，望著这一切。
    他的头髮已经被海风吹乱，脸上带著连日奔波的疲惫，但眼神里有一种平静的满足。
    一个年轻人走到他身边，手里捧著一本厚厚的册子，轻声说：“今天的统计出来了。光海防这一个码头，今天靠岸的船就有四十七艘。下来的移民，登记在册的，一千三百多人。从新加坡来的那个商会，一口气签了十七份投资协议，总金额超过两百万两。”
    那个官员没有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    年轻人犹豫了一下，又问：“您说……这能持续多久？”
    “你觉得呢？”
    年轻人想了想，老老实实地回答：“我不知道。人太多了，钱也太多了，我总觉得……有点不踏实。”
    官员终於转过头，看了他一眼。
    “不踏实是正常的。”他说，“因为你不懂、因为你书读得太少。”
    年轻人愣了一下，立刻开始反驳：“我已经识了好多字了！算数一直都排在前列！”
    “你只是自卑太久，不信这片土地，真的能撑起这么大的场面。”
    官员没有等他回答，抬起手，指向远处那些正在卸货的轮船，指向那些正在搭建的厂房，指向海平面上隱隱约约的山峦轮廓。
    “你知道咱们脚下这片土地，是什么吗？”
    “是安南。”
    官员说，“红河平原，三千年冲积出来的米仓。阮朝的时候，光是西贡和堤岸，一年出口的米就有八十万石。八十万石，够一百万人吃一年。法国人来了之后，在西贡和堤岸建了九家机器碾米厂，最大的那家，一天能碾九百顺的米。九百顺是什么概念？够装二十条船。”
    年轻人的眼睛亮了一下，又暗下去：“那是法国人建的。”
    “法国人建的，用的是谁的人？”官员看著他，“是咱们的人。碾米厂的机器是洋人的，可开机器的是华人，管帐的是华人，运米的是华人，买米的还是华人。法国人走了，机器还在，厂房还在，运河还在。那些在碾米厂干了十年二十年的老师傅，还在。”
    他顿了顿，继续说：“你知道广南省有什么吗？”
    年轻人摇头。
    “让你多去夜校读书你不听！煤矿！”
    官员说，“会安附近那一带，一年能挖两万五千吨煤。两万五千吨，够咱们的舰队烧三年。以前法国人把煤运走，卖给他们的军舰、他们的商船。
    现在呢？煤还在，挖煤的矿工还在。咱们自己的船，不用再去香港买英国人的高价煤了。”
    “现在，基隆的煤专门卖给商船，广南的鸿基煤矿卖给舰队，咱们光在南洋，加上兰芳，就有三处加煤站，够不够你用？”
    年轻人的呼吸变得有些急促。
    官员又指向更远的地方，那是南方的方向。
    “还有顺化附近，有个地方叫顺乐峦。法国人在那儿留了一百二十座熔铁炉。一百二十座，每天能出一百二十磅铁块。那些铁炉子，是当年阮朝请法国技师建的，后来法国人撤了，炉子就空在那儿。现在，咱们的人正在检修。下个月，第一批安南自己炼的铁就能出来。”
    年轻人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却发现自己什么也说不出来。
    官员看著他，忽然问：“你知道金兰湾吗？”
    “知道。”年轻人说，“听说是很好的港口，九爷要修海军学校。”
    “是很好的深水港。”
    官员纠正他，声音里带著一种罕见的郑重，“內港金兰，面积六十平方公里，水深能停万吨巨轮；外港平巴，水深二十多米，湾口宽四千米，口外水深三十米以上。知道这些数字代表著什么吗？”
    年轻人摇头。
    “代表著咱们的舰队，从今往后不用再看英国人的脸色，不用再求著进香港的船坞。”
    官员说，“振华號撞沉杜佩雷號的时候，舰首变了形，得进干船坞修。香港的英国人愿意修，那是人家心情好，是人家算了帐觉得划算。可要是哪一天人家不划算了呢？要是哪一天英国人翻脸了呢？”
    “金兰湾，就是咱们自己的船坞。三十米的水深，十个万吨巨舰都能停。法国人当年只把它当补给站，那是他们一直陷入苦战，根本没时间测绘、开发。”
    年轻人的眼睛越来越亮。
    “还有峴港。”
    官员继续说，“那是阮朝开国的龙兴之地，也是西洋商船最早落脚的地方。两百年前，荷兰人、葡萄牙人、英国人的船就在那儿停靠，用白银换咱们的丝绸、瓷器、香料。后来法国人占了，把峴港变成了他们的军港。现在呢？
    法国人走了，港口还在。从峴港出发，往北去海防，往南去西贡，往东去马尼拉、去香港、去新加坡，哪一条不是黄金水道？”
    他停顿了一下，让年轻人消化这些信息。
    “你刚才问我，能持续多久。”官员说，“我告诉你——三百年了。华人在安南做生意，三百年了。阮朝在的时候，咱们做；法国人在的时候，咱们也做；现在法国人走了，咱们还是做。可前两回，咱们是客。在人家地盘上，交人家的税，看人家的脸色。现在呢？”
    他抬起手，指向码头尽头那面正在降下的北极星旗。
    “现在是咱们自己的地盘了。”
    年轻人顺著他的手指看过去。夕阳把那面旗帜染成了金色，旗上的银色星星在光里闪闪发亮。
    “他们有建立三百年的殖民秩序，咱们有三百年攒下来的生意网络。”
    官员说，“西贡的米厂、堤岸的商铺、海防的船行、河內的布庄，哪一家不是华人开的？哪一家不是传了两三代人？以前这些铺子，得给法国人交税，得给阮朝的官孝敬，得提防著哪天洋人翻脸没收。现在呢？税交给谁？交给自己人。孝敬给谁？不用孝敬。提防谁？谁也不用提防。”
    他顿了顿，声音里第一次有了一丝热意。
    “还有陆路。镇南关、平而关、水口关，从广西到越南的三条老路。
    以前走这些路的，是挑著茶叶、布匹、铁锅的华商，回来的时候带的是檳榔、胡椒、砂仁。一年有多少货？
    没人算得清。可有一条是清楚的——那条路，从来就没断过。战乱的时候走小路，太平的时候走大路，反正货得过去，生意得做。”
    年轻人忽然问：“咱们不是要在那里修铁路？”
    官员看了他一眼，笑了：“对，从河內到谅山，再从谅山到镇南关。
    咱们用它运什么？运煤、运米、运机器、运人。从海防上岸的机器，装上火车，三天就能到谅山，五天就能进广西。以前走陆路，肩挑背扛，一趟要走半个月。现在呢？”
    年轻人终於懂了。
    他望著那些正在卸货的轮船，望著那些正在登记的移民，望著那些聚在一起说话的商人，忽然觉得自己刚才的“不踏实”，好像有点多余。
    “咱们华人下南洋三百年，即便是当猪当狗，也不是没有攒下来底子。”
    “现在，有地方用，有地方当土地的主子，
    有米、有煤、有铁、有港口、有铁路、有商路、有人。
    这就是新的未来。”
    他转过身，往城里走去。
    “走吧。”他说，“明天还有一堆事。金兰湾那边要派人去看，峴港的船坞要检修，还有会安的煤矿，得加派人手。”
    年轻人跟在他身后，走了几步，又回头看了一眼码头。
    夕阳下，那些扛著行李的移民，那些推著车的苦力，那些抱著孩子的妇人，那些站在一起说话的商人——他们的身影被拉得很长很长，交织在一起，分不清谁是谁。
    但有一点是清楚的。
    他们都是华人。
    他们都来了。
    “记著，这不是做梦。这是三百年攒下来的命。”
    年轻人的眼眶忽然有些发酸。
    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只是加快脚步，跟了上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