负责运营的经理姓陈，港大毕业，戴金丝眼镜，说话斯文。
    他把上个月的报表摊开，指著一排数字说：“周生，按这个势头，年底再开十间都没问题。”
    周瑾没接话。
    他靠在椅背上，看著窗外维港的海面，沉默了很久。
    “不开了。”他说。
    陈经理一愣。
    “二十间，”周瑾转过来，“够了。”
    陈经理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又咽回去了。
    他不懂。
    明明帐上现金流充足，供应链已经跑通，品牌口碑铺出去了，正是扩张的好时候。
    为什么要停下来？
    周瑾没解释。
    他没法跟一个职业经理人说那些话。
    你发展得太快，抢了別人的饭碗，已经得罪了不少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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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要是想要把这个行业垄断了，估计那些人就该找自己玩命了。
    这座城市的菜市场、肉档、杂货铺，背后站著多少家族、多少社团，你根本数不清。
    你现在只是抢了他们一点生意，他们还在观望。
    你再开下去，就是砸人家饭碗。
    砸人饭碗，人家要跟你拼命的。
    周瑾不怕拼命。
    但他不想为了一间超市，把人命拼进去。
    他现在有媳妇，有儿子，有老丈人，有千把號兄弟指著他的生意吃饭。
    他赌不起，也输不起。
    “把现在的店守好，”周瑾说，“品控別松，服务別降。扩张的事，等我通知。”
    陈经理点点头，收起报表，退出去了。
    周瑾一个人坐了很久。
    二十间店，够了。
    先让那些人把心放回肚子里。
    他不是不爭，是不急。
    中华神盾已经九百多人了。
    周瑾在將军澳买下一块地，二十亩，背山面海，荒是荒了点，但胜在够偏、够大。
    他把那块地围起来，拉上铁丝网，门口掛牌——中华神盾安保训练基地。
    赵勇站在基地门口，看著那几栋刚盖好的简易营房，眼圈有点红。
    他从东北一路南下，扛过枪、挨过饿，在码头扛包扛到腰椎突出。
    他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，混到哪天算哪天。
    没想到四十好几了，还能有块自己的地，还能把当年那些散落在香江各个角落的老战友一个个找回来。
    周瑾给他拨了五十个名额。
    “最精锐的，”周瑾说，“你自己挑。”
    赵勇挑了半个月。
    从九百多人里挑出五十个。
    条件苛刻：必须是北方来的，必须是退伍兵，必须有实战经歷，年龄不得超过三十五岁。
    最重要的是——家无余財，孑然一身。
    赵勇懂周瑾的意思。
    这些人，是用在刀刃上的。
    他们平时跟普通安保一样轮班巡逻，工资一样，宿舍一样，没人知道他们是挑出来的。
    只有赵勇知道，周瑾知道，还有那五十个人自己知道。
    他们的枪锁在基地地下室的铁柜里，钥匙只有赵勇有。
    赵勇希望那把钥匙，一辈子都用不上。
    一九六七年秋，周瑾成立了瑾和置业。
    房地產。
    他早就看准了这步棋。
    香江地少人多，战后婴儿潮那批人长大了，要结婚，要分家，要买房。
    政府批地慢，开发商盖房更慢，供需缺口越来越大。
    周瑾不懂盖楼。
    他不需要懂。
    他只需要拿地。
    杰弗里署长已经调任地政署，官阶升了一级，手里的权柄更重。
    周瑾请他喝了三次茶，第四次登门时，地政署的批文已经下来了。
    一幅地，在长沙湾，不大，五万呎，够盖两栋楼。
    周瑾站在那片荒地上，脚下是野草，头顶是灰白的天空。
    何雨水站在他身边，周衍骑在他肩上，揪著他耳朵问“爸爸我们看什么”。
    “看地。”周瑾说。
    周衍不懂。
    何雨水懂。
    她看著这片荒地，想像不出两栋楼盖起来是什么样子。
    但她知道周瑾从不说没把握的话，不做没把握的事。
    风从海面吹过来，带著咸腥的气息。
    周瑾把儿子从肩上接下来，抱在怀里。
    “走吧，”他说，“回家。”
    荒地没有回头看他。
    它在等。
    四九城的冬天，刘海中出来了。
    三年。整整三年。
    监狱里的日子不是人过的。
    冬天冷得被窝像冰窖，夏天热得人喘不上气，吃的是窝头咸菜，睡的是硬板床，还得时刻提防著同监室那几个狠角色。
    刘海中出来那天，监狱门口连个接的人都没有。
    他站在那儿，眯著眼適应了好一会儿光线。
    太阳明晃晃的，照得他眼眶发酸。
    他以为出来就是好日子了。
    可他回到四合院，一推门，屋里已经住了別人。
    轧钢厂的人早把他的房子收回去了，手续齐全，红头文件，他去哪儿说理？
    新住户是个年轻人，不认识他，见他往里闯，差点抡起扫帚把他打出去。
    刘海中站在院里，愣了很久。
    院里那些老邻居看见他，目光躲躲闪闪，打个照面就匆匆走开。
    张强倒是站住了，张了张嘴，最后只嘆了口气，摇著头进了屋。
    没人跟他说话。
    他在院里那棵老槐树底下蹲了半下午，蹲得腿都麻了。
    李小梅临走前给他留了钱，三十多块。
    他把钱翻出来，数了三遍，厚厚一沓毛票。
    够他买去四川的火车票了。
    可他不想去。
    让他一个当爹的去投奔儿子？丟不起这个人。
    他刘海中好歹也是当过管事大爷的人，在四九城混了大半辈子，老了老了，反倒要去四川寄人篱下？
    他就不信，凭他的本事，找不著个活儿干。
    哪怕临时工呢。
    可这四九城，已经不是他认识的那个四九城了。
    街上到处都是戴著红袖章的年轻人，喊著口號，押著一串又一串戴高帽的人游街。
    那些高帽糊得尖尖的，上面写著黑字，刘海中不认得几个，但他认得那些人的脸。
    有他以前的同事，有厂里的领导，还有几个他在监狱里听人提起过的名字。
    他每天都躲著走。
    可躲不过去的那天，还是来了。
    他蹲在街角啃烧饼，一抬眼，正对上游街队伍里一个人的脸。
    那人也看见他了。
    四目相对，那人嘴张了张，像要喊他名字。
    刘海中手里的烧饼啪地掉在地上。
    他扭头就跑，跑出两条街，跑到喘不上气，扶著墙根儿乾呕了半天。
    那天晚上他没睡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