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天夜里，周瑾在书房加班到凌晨两点。
    起身倒茶时，透过窗缝看见院门口那道笔直的身影。
    三月的夜风还刺骨，那人一动不动，像钉在地上的桩。
    周瑾站在窗边，看了很久。
    那天夜里，周瑾在书房独坐到天亮。
    天亮时，他对何雨水说：“公司的事，以后你多担些。”
    何雨水看著他，没有问为什么。
    “我要带工程师攻关。”周瑾说，“船、机器、光刻机、晶片。
    很多年没亲自跟项目了，手生，得多花时间。”
    何雨水点点头。
    “家里有我。”她说。
    1981年秋，瑾航船舶重工在將军澳掛牌。
    1982年春，瑾芯半导体研发中心在中环成立。
    周瑾把办公室从四十楼搬到將军澳，在那间挨著船坞的铁皮屋里一坐就是半年。
    汉斯劝他：“周生，您不必天天盯著，这些项目三五年都未必出成果。”
    周瑾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    他当然知道。
    光刻机不是汽车，不是把二十一世纪的图纸导出来就能造。
    材料、光源、镜头、掩膜台，每一个环节都是一座山。
    他买得到设计图，买不到配套產业链，买不到合格的光学工程师，买不到浸润式光刻需要的化学试剂。
    但他还是要做。
    不是为了利润。
    是为了下次再有人威胁要挑起贸易战爭时，他不需要只靠別人来保护。
    1983年，瑾航第一艘五万吨级散货船下水。
    何雨水给它取名“瑾雨一號”。
    下水那天，周瑾站在船坞边上，看著那艘灰色的巨轮缓缓滑入海中，激起巨大的白色浪花。
    周衍十七岁了，站在父亲身边，比父亲还高出半个头。
    “爸，”他问，“这船能赚钱吗？”
    周瑾说：“能。”
    他顿了顿。
    “但造它，不是为了赚钱。”
    周衍没再问。
    1984年，瑾芯实验室传出消息。
    第一块完全自主研发的1000门门阵列晶片，流片成功。
    良率不高，性能也只有同期国际主流產品的三分之一。
    但它是华国人用自己的设备、自己的工艺、自己的工程师造出来的。
    周瑾去实验室那天，工程师们围在那台显微镜前，没有人说话。
    他弯腰，凑近目镜。
    那片指甲盖大小的硅片上，蚀刻著细密到几乎看不见的纹路。
    他看了很久。
    “继续。”他说，“下一轮流片，目標良率提升五个点。”
    工程师们应声散去。
    周瑾站直身子，忽然发现自己的手在轻轻发抖。
    1984年秋，瑾雨集团投资考察团再次北上。
    这一次的目的地，是重庆、西安、武汉、成都。
    何雨水带队。
    周瑾留在香港，陪周未晞练琴。
    十五岁的周未晞坐不住琴凳，弹两下行云流水，第三下开始走神。
    她偷偷瞄一眼父亲，发现父亲根本没看她，正对著一份武汉港的规划图发呆。
    她悄悄把琴盖合上。
    “爸。”
    周瑾抬起头。
    “弹完了？”
    “嗯。”周未晞面不改色。
    周瑾看了一眼那台连琴谱都没翻开的施坦威，没戳穿她。
    “那陪爸看会儿地图。”
    周未晞爬上沙发，挨著父亲坐下。
    地图上，长江像一条蓝色的丝带，从西向东蜿蜒。
    重庆、武汉、南京、上海，四颗红星標註在江畔。
    “爸，这些地方，我们都要去投资吗？”
    周瑾点点头。
    “为什么？”
    周瑾没有立刻回答。
    他看著那条江，看了很久。
    周未晞没有追问。
    窗外的维港，暮色四合。
    一艘瑾航的货轮正缓缓驶出港口，船尾拖著一道白色的浪跡，往北边去了。
    那是去天津港的船。
    秦淮茹走下火车的时候，腿软了一下。
    不是激动，是饿的。
    三天两夜的硬座，她没捨得买盒饭，上车前塞在包袱里的两个窝头早就啃完了，后两天全靠喝水撑著。
    车厢里人来人往，没人多看她一眼。
    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太太，头髮白了一半，脸上沟壑纵横，穿著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手里攥著个化肥袋改的包袱。
    这种人在这个时候的四九城火车站，一抓一大把。
    都是从外地回来的。
    有的从北大荒回来，有的从云南回来，有的从內蒙回来。
    有的人回来家里还有人等，有的人回来连门都找不著了。
    秦淮茹不知道自己算哪一种。
    她扶著站台的水泥柱子站了好一会儿，等那阵头晕过去，才慢慢往外走。
    二十年。
    她真的熬过来了。
    谭翠兰死了，阎埠贵死了，易中海死了，贾张氏也死了。
    她还活著。
    可她活著干什么呢？
    秦淮茹没去想这个问题。
    她只是知道自己必须回来，哪怕回来就是饿死，也得死在这儿，不能死在那片黑土地上。
    她找了一家小饭馆，坐在角落里，要了一碗阳春麵。
    面端上来，热汽扑在脸上，她的眼眶忽然酸了一下。
    她低头吃麵，一口一口，吃得很慢。
    结帐的时候她从包袱里翻出那捲用手绢包著的零钱，数出几张毛票，手心攥出了汗。
    然后她去了南锣鼓巷街道办。
    接待她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女干事，戴著眼镜，態度客气，也很疏离。
    “贾家当初那笔钱？”女干事翻著泛黄的档案册，
    “七五年就支完了。您家三个孩子，小当、槐花、棒梗，街道办按月发生活费，发到棒梗满十六岁。”
    秦淮茹沉默了很久。
    “那您能不能帮我找找工作？”她声音低下去，“什么活都行，扫地、看门、帮厨……”
    女干事摇摇头。
    “秦淮茹，”她语气缓和了些，但话没有余地，“你的户口还在秦家村，这不属於四九城安置范围。
    再说，现在返城知青好几万等著安排工作，市里指標早就用完了。”
    秦淮茹没再说话。
    她把那捲手绢包好，放进包袱里，起身告辞。
    走出街道办，阳光刺得她眯起眼睛。
    她在门口站了很久，然后迈开腿，往锣鼓巷的方向走。
    九十五號院的门，她闭著眼都能摸到。
    二十年前，她每天从这道门槛跨进跨出，去上班，去买菜，去倒泔水。
    贾张氏成天坐在门口纳鞋底偷懒，棒梗在院里疯跑，小当趴在门槛上写作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