兴威二十一年（1369年），大败印加帝国后的麦国，势力日渐稳固。
    麦二十一自称天孙，在蒲寧的提议下，正式派遣使者，携带奏摺前往东宋新乡，请求奉东宋为宗主国，成为其藩属国。
    奏摺送达新乡朝堂，东宋朝臣顿时一片譁然，个个一头雾水——这还是东宋建立以来，第一次有美洲的国家主动请求成为藩属国。
    更令人诧异的是，麦国使者带来的所有文书，皆用汉语书写，字跡工整、措辞得体，仿佛出自宋人之手。
    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麦国在奏摺中的自述：当年武王伐紂，邪恶的殷商人战败后，穿越白令海峡抵达美洲，在此繁衍生息、开枝散叶；而麦国百姓，正是周人派去追击殷商余孽的部队后裔，且不久前刚刚击败了美洲最强大的“殷商后裔之国”——印加帝国。
    早在兴威十一年，探险家麦伦便已完成环球航行，从南美洲启程，途经非洲，最终抵达东宋的澳洲属地。
    麦伦与麦麦部落素有交情，作为老朋友，他时常前往看望麦麦，也顺势將美洲和亚洲通过白令海峡可以联通的消息传给了麦麦部落，为后来麦国与东宋的联结埋下了伏笔。
    朝堂之上，宋相许修远手持奏摺，转头看向身旁的左相沈倦舟，语气带著几分疑惑问道：“左相，史书之中，有此事么？”
    沈倦舟心中无奈，暗自腹誹：虽说自己主修儒学，但道学官员入朝为官，亦是考取儒学举人才得以上任，怎么一遇到这种史书记载相关的事，就全都推到儒学头上？
    难道道学之人，就不研习史书吗？
    腹誹归腹誹，沈倦舟还是从容开口，只摆论据、不做定论：“《诗经·商颂》中有载『相土烈烈，海外有截』，可见商朝时期，已有海外探索的踪跡。另有传说，商朝灭亡之后，紂王麾下將领侯喜，曾率领部眾东迁，去向不明。”
    文武百官闻言，目光齐刷刷投向殿中站立的麦国使者——他们的外观与宋人相差无几，言语交流亦无阻碍，一时之间，眾人皆陷入恍惚，心中不由得暗自思忖：难道麦国所言，竟是真的？
    一番议论之后，朝臣们达成共识：多一个美洲的藩属国，对东宋而言並无坏处，更何况麦国人说汉话、用汉文，即便按照东宋律法，也可算作半个宋人，接纳其归附，只会让东宋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。
    文华阁大学士仔细审阅奏摺，批註明確意见后，太监小林子不敢擅自决断，捧著奏摺匆匆前往佛宫，呈给正在修炼的宋帝赵棫。
    赵棫接过奏摺，匆匆瀏览一遍，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，轻声呢喃：“美洲？武王伐紂？倒是有趣得很。”
    没有过多犹豫，他当即点头，同意了麦国成为东宋藩属国的请求。
    消息传到新乡的第二天，东宋的报纸便全文刊登了麦国的相关事跡——从一个弱小部落，凭藉中华儒学文化的滋养，一步步成长，最终击败强大的印加帝国，字字句句，都充满了传奇色彩。
    这类异域传奇消息，最能满足宋人的猎奇之心，一时间，麦国与蒲寧的故事传遍了东宋的大街小巷，成为百姓茶余饭后的热门谈资。
    报纸末尾，朝廷还特意表明了鼓励宋人探索美洲的政策——这一政策其实早已存在，只是因美洲路途遥远、艰险难行，很少有宋人愿意前往。
    世人皆明晓，西洋路途平坦、环境安全，前往西洋经商、定居，远比奔赴遥远艰险的美洲更为稳妥，因此以往只有那些追逐白银利益的挖矿商人，才愿意冒险前往美洲。
    而如今，麦国的崛起与蒲寧的事跡，给宋人带来了全新的思路：原来美洲並非只有蛮夷与荒漠，也有文明与机遇。
    念头一旦升起，便如星火燎原。
    越来越多的宋人，或是为了探索未知，或是为了寻求新的发展机遇，纷纷收拾行囊，主动前往美洲探险、定居。
    见此情形，东宋朝廷顺势与麦国交涉，提出租借麦国的曼塔港，將其作为东宋美洲总督府的所在地，並派遣三千驻军与一支小型舰队驻守。
    这支驻军与舰队的初步任务，一是保护在美洲的宋人安全，二是探寻美洲的煤矿资源，为后续蒸汽战舰常驻美洲、巩固东宋在美洲的影响力做好准备。
    此次东宋租借曼塔港，与歷史上不平等的租借截然不同，对麦国而言，可谓是有百利而无一害。
    一方面，东宋会向麦国支付一笔丰厚的白银，麦国可凭藉这笔白银，大量购买东宋生產的冷兵器——此时东宋的冷兵器，工艺精湛、价格低廉，物美价廉，足以极大增强麦国的军事实力；
    另一方面，租借事宜也进一步促进了东宋与麦国的文化、经济交流，大大加快了麦国的发展步伐。
    最直观的体现便是麦国的贵族，一旦身患疾病，便会专程前往曼塔港，寻求东宋医生的医治。
    与此同时，左相沈倦舟亲自提笔，撰写了一篇文章，以左相之尊，盛讚蒲寧的功绩，歌颂他不远万里、在美洲传播儒学的壮举。
    文中写道：“圣人之道，行於四海而皆准；仁义之泽，流於万邦而同春。今有蒲寧公，跋涉鯨波，棲身瘴野，以竹帛化刀弓，以诗书代烽火，开新陆之浑蒙，播华夏之礼乐。其事之艰，其志之卓，可昭日月，宜铭金石。”
    宋人向来有深厚的士大夫崇拜情结，而沈倦舟作为东宋士大夫阶层的顶尖人物、儒学领袖，亲自为一个连举人都未曾考上的蒲寧撰文夸讚，此事在东宋政坛乃至民间，引发了空前的震撼。
    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
    越来越多家境富裕、无需为生计奔波的宋人，受到蒲寧事跡的感召，效仿他前往美洲，一边探索新的天地，一边传播儒学文化，让华夏礼乐文明在美洲的土地上落地生根。
    沈倦舟作为儒学领袖，深諳儒学发展的关键，他一改前几任儒学领袖专注於朝堂之上、与道学爭锋的策略，转而將更多精力投入到民间战场，一如他当年在印度推行儒学的做法。
    在他看来，只要学习儒学、信奉儒学的人足够多，儒学便会生生不息、永不消亡。
    同年，刚刚拜相且站稳脚跟的沈倦舟，针对东宋现行的教育体制，推行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。
    以往东宋的教育体系，仅有蒙学与书院两个等级，隨著东宋疆域不断扩大、国力日益强盛，这样简单的等级划分，早已无法满足国家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需求。
    沈倦舟將教育体制重新划分为三个档次，自上而下依次为蒙学、县学、书院，层层递进、各有侧重。
    蒙学主要面向孩童，教授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等启蒙读物，同时新增基础算术、道学常识，夯实孩童的知识基础；
    县学则面向適龄青少年，教授儒家经典（四书五经）、歷史典籍（《资治通鑑》等）、策论写作、高级算术，同时允许学生根据自身兴趣，侧重修习“经义科”（哲学伦理）、“策论科”（政经实务）、“艺能科”（书画、琴棋）、“道学科”（物理、化学）、“军事科”（兵法、武艺），培养多样化人才。
    在学费与食宿方面，政策向宋人倾斜：蒙学阶段，宋人无需支付任何费用，朝廷甚至负责提供伙食；但对於外籍土人，入学与伙食则需自费。
    县学阶段，宋人依旧免费入学，但需自行承担食宿费用；外籍土人则需具备出眾天赋，经过严格考核后，方可进入县学就读。
    对宋人而言，蒙学与县学几乎毫无门槛，只要愿意学习，皆可入学深造。
    而最高等级的书院，核心职能已不再是单纯的传授知识，更侧重於学术创新、专业精深与经世致用。
    书院下设“经学院”、“物理院”、“化学院”、“史学院”、“律学院”、“算学院”、“医学院”、“艺学院”八个分院，涵盖了当时东宋所有的核心学术领域。
    书院採用导师制，学生入学后，跟隨对应领域的导师，进行深度研究与专题学习，力求培养出精通专业、能办实事的顶尖人才。
    书院的入学门槛相对严格，原则上仅允许宋人进入学习；但对於天赋异稟的外籍土人，也留有一丝机会——他们可先报考书院，若被录取，可减免部分入籍所需的工作年限，待正式获取宋人身份后，再进入书院就读。
    这些书院中，由朝廷创办的被称为太学，其中清华书院与国子监最为出眾，匯聚了东宋最顶尖的导师与学子；
    其余由民间创办的书院，仍沿用“书院”之称，其中格物书院最为杰出，其在化学领域的研究，处於东宋乃至当时世界的领先水平。
    起初，沈倦舟曾有意將格物书院归入太学体系，统一管理、重点扶持，却被赵棫果断拒绝。
    赵棫心中自有考量：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。
    格物书院若是归入太学，以后说不得后世哪个笨蛋子孙便被忽悠著將格物书院算作朝廷公產，再也不能算作皇室私產——更何况，格物书院底蕴深厚、实力强劲，未必稀罕太学的称號。
    更重要的是，赵棫心思通透，早已看透了文臣们的心思：先是用“天下皆为官家所有”的话语哄骗君主，让君主將皇室私產与朝廷公產混为一谈；隨后再以“天家无私事”为由，將皇室私產逐步充公。
    赵棫天资绝顶，自然不会落入这样的圈套。
    新的教育体制推行之后，极大地提升了东宋的整体教育水平，既契合了儒学扩张传播的需求，也满足了工厂主们对大量技术人才的渴求。
    因此，即便与沈倦舟分属不同学派的许修远，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，这场教育改革得以顺利推进。
    事实证明，沈倦舟的教育改革极具远见。
    这一全新的教育体制，为东宋培养了大量的儒学人才、技术人才与治国人才，使得未来东宋的科技发展突飞猛进，国力日益强盛。
    沈倦舟也因此被后世尊称为“教育之父”，甚至有不少人將其奉为儒家第三位圣人，以彰显他在儒学传播与教育发展上的不朽功绩。